第六章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 第一节"引边荒艰巨为己任"（1/2）
作者：左宗棠评传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大壮举。正是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于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经过积极的谋略和艰苦的筹备，为清廷制定规复新疆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加剧了正在觊觎新疆的俄、英两国的争夺。俄国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继而俄国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①当俄国吞并了中亚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3个汗国后，便急不可待地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②阿古柏先后对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侵占，俄国不免有姗姗来迟之憾，便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归俄辖"③俄国还"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④显然，俄国想把新疆据为己有。第二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俄国的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蚕食中国的领土。英国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得侵华权益，其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已频繁到喀什噶尔表示对他的支持。阿古柏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国，并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武器弹药的资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国的怀抱，成为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这样，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阿古柏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是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因此，收复新疆，对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也并非易事，左宗棠勇于把收复新疆引为己任，正是他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60，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加剧了正在觊觎新疆的俄、英两国的争夺。俄国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继而俄国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①当俄国吞并了中亚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3个汗国后，便急不可待地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②阿古柏先后对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侵占，俄国不免有姗姗来迟之憾，便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归俄辖"③俄国还"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④显然，俄国想把新疆据为己有。第二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俄国的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蚕食中国的领土。英国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得侵华权益，其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已频繁到喀什噶尔表示对他的支持。阿古柏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国，并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武器弹药的资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国的怀抱，成为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这样，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阿古柏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是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因此，收复新疆，对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也并非易事，左宗棠勇于把收复新疆引为己任，正是他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60，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