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1/2）
作者：吕祖谦评传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严重之至。北方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不时对南宋进行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这不仅给南方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严重威胁着南宋小朝廷的生存。
吕祖谦为南宋政权深深担忧，唯恐它重蹈北宋之覆辙。他认为如再不加强南宋的军事力量，进行认真而有效的防御与抗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① 《文集》卷14《易说·夬》。
② 同上《易说·泰》。
① 《文集》卷19《史说》。
又痛切地感到当时的南宋小朝廷正处于"百弊俱极之时"，尚不具备一举而收复中原失地的力量，要抗击金兵，则必须大力改革弊政，这就使他的抗金思想含有要求改革弊政的特点。
在对待金兵入侵的问题上，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以南宋高宗、秦桧、汤思退等为代表的实权派或是出于对自己九五之尊和高官厚禄的卑鄙考虑，或是被金兵的侵略凶焰吓破胆，他们一味屈辱求和，厚颜无耻地向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则力主抗战，"誓不言和"，但是又不注意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而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接仗辄败，大伤元气。
吕祖谦不同意主和。他在《家传》中曾引其曾祖吕好问劝谏宋钦宗的话说：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顿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勿进兵可也。彼??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和议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遍被其害矣。①吕祖谦认为尽管南宋眼下尚无兵临城下之虞，但是其境遇并不比靖康年间的北宋强多少。金兵亡南宋之心一直不死，它不断吞食南宋疆土，故而屈辱求和只是南宋小朝廷的单相思，注定不能成功。更何况金兵与宋廷有亡君亡父之深仇大恨。"国仇"当雪，"版图"当归，而不应该和金兵"讲和不进兵"，"议和之说"必须立即停止。
吕祖谦也不同意张浚等人所进行的无准备的草率出击。他认为这样做非但达不到雪"国仇"、归"版图"的目的，而且会损伤国力，自取其辱，客观上助长了"议和之说"嚣尘日上。吕祖谦指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对有关抗击金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周密详审"，"精加考察"，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和侥幸心理。
有鉴于此，吕祖谦批判了"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的两种观点。他说："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①所谓"一切不为"乃是懦夫自卑猥亵的阴暗心理，亦即投降派的理论。而"一切亟为"则是轻敌急躁情绪的流露，将此付诸实践，同样是后患无穷，故而"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均为"天下之患"，都必须加以纠正。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具体他说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就应该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他这样论证道：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丽，而亦不免于难。
故解贵乎无所往，然岂皆无所作为邪？??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淡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①秦始皇平定天下后，不与民休养生息，而"欲有所往"，修筑长城，平定百粤，结果劳民伤财，累年穷兵黩武，致使各种矛盾激化，加速了自身统治的崩溃。隋朝统一南北之后，不注意医治战争之创伤，隋场帝好大喜功，在发动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的同时，亦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因此经过长期动乱，天下初定之际，不能过于"有所往"，即不要"一切亟为"，有些事情只能① 《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
① 《文集》卷14《易说·解》。
慢慢来。但这决不是说可以因此而毫无作为，"一无所往"。晋武帝灭吴之后，虽然没有再兴兵生事，"欲有所往"，君臣相与"因循苟简，清淡废务"，该做的也不做，眼睁睁地看着时弊日趋加剧，终于导致天下大乱。由此看来，"有所往"，"无所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一偏"。在这里，吕祖谦决不是单纯地评论历史，而是借助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而曲折地表达了他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他不甘心"仇耻未复、版图未归"，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于东南一隅之地，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有所往"，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蠢蚀，实百弊俱极"①窘境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一切亟为"，只能徐图行事。
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完全符合实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孝宗与张栻的一次对话中得到佐证。受主战派的影响，宋孝宗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而挥师北上，并征求一向以主战而著称的张栻意见。不料却遭到张栻的明确反对。张栻认为就南宋的实际情况而言则要比金朝更糟。他说："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②张栻向孝宗建议："今日但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主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③叶适亦有类似的意见。他这样说：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以当敌也，直媒以自进也。以臣计之，和亲之决不可为审也，而战亦未易言。然虽使罢赂而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所当施行者有次第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张拭，还是叶适他们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意见是与吕祖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思想相通的。
如何"有所往"，创造切实可行北伐中原的条件呢？吕祖谦认为当时南宋是"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②因此摆在南宋统治集团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扭转"武绩未振"、"干略未优"的局面。吕祖谦的这个意见可谓一语中的，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宋朝伊始，赵匡风为防止出现五代武将骄悍，形成威胁朝廷的军事力量，故而实行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方针。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虽然这一方针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也带来了"武绩未振"、"干略未忧"的严重后果。在对外战争中很少胜算，即使在国力昌炽盛大之时。
亦复如此。吕祖谦有感于此，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宋史》卷429《本传》。
③ 同上。
①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附录》。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史载，蜀中名将张飞曾慕名造访文臣刘巴，并留宿其处。刘巴嫌张飞是一个武夫而"不与语"，其理由是"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蜀主刘备知道后勃然大怒。他说："天下之患，在于妄分清浊，如人之一身无手则不能执，无足则不能履，又何必爱手而恶足，自古文武只一道。"①认为以文为清，以武为浊，这是文人"高自标榜"的陈腐之见，其害足以危及天下。任何国家都必须文武兼备。"文"好比人之手，无手则不能拿东西，"武"好比人之足，无足则不能走路，因此很难说"手"比"足"哪个对人的身体更重要。同样，也很难说"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爱手而恶足"，国家自然也不能因尚文而轻武，"文"与"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应该二者并存。刘备这一观点，很得吕祖谦的欣赏。他说：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当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与勇士。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未尝以为粗。尧舜时代，公卿大夫都是能文善武，故在朝廷内部则处理政事，一旦发生战争则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文武之道集于一身。孔子的高足冉有使矛，而有若则与当世勇士友善相处，即使孔于本人在夹谷之会上也亲自抡枪执剑，从未尝以武士为粗"，而不屑于武事。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在空余时间从事"习射"，这是本份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北宋张载青年时代"喜谈兵"，曾招致二程等理学家的微词。以张载本人而论，当他成为著名理学家之后，亦曾为此深悔不已。
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
与崇文轻武的目的相同，宋时兵制分为"禁军"（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装）
和"厢兵"（地方武装），且有意识削弱厢兵的军事实力，不断地将厢兵中的精锐选拔到"禁军"中去，而留在厢兵内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厢兵平时也不进行认真的军事训练，只是服服杂役。对此，吕祖谦颇有感触他说："太祖作阶级法，专治禁军，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教阅疏略，浸废为役卒矣。"①就在厢军失去战斗力而无力与禁军抗衡的同时，也失去了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连极为平常的"边隅小警"也对付不了。出现了一有战事"将士迁延而却步，涣散解弛，不相系属"的状况。
厢军衰蹶如斯，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在赵匡胤的时代，为了保证禁军的作战能力，比较注意对禁军进行较为严格的正规军事作战训练，然而赵匡胤的后继者们则远不及其祖宗的精明。他们大多沉湎于歌舞升平天下一统的虚幻假象之中，连对禁军的训练也变成了有其虚文而无其实的花架子，致使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下降，所谓"甲兵朽，铁钺钝"即为其真实写照，成了一群只会耗费军粮不会打仗的酒囊饭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竞"。"莫能平殄"。目睹这一切，吕祖谦"日夕寒心"，"甚忧之"。他迫切希望南宋统治集团对于"前代未备者"的"武绩"与"干略""当激厉而振起"，②以期重整军威，尽早整兵北上，实现恢复大业。
必须指出，吕祖谦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此。他认为要报靖康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之耻，收复大批沦陷的国土，只是于"武绩"、"干略"等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与改革当时的社会弊政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官场中人，吕祖谦比一般人更清楚南宋统治集团的黑暗内幕。他揭露说：官寺充满，而媮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县，而未允于疑沮，帑藏耗于军屯，而未免于怨嗟。养痈护疽，媮取爵秩，各饱其欲，而日月削之患，独归国家，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号为有意斯世者，又复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而轻发之，终无于是。
②但近世职无大小，多以趣过目前为俗，眇然为国家深计大虑。认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冗繁，但多是些贪鄙无耻的"痈疽"。他们尸耽禄位，毫无政绩可言。平日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禄，中饱私囊，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的荣辱升迁，而根本不把国家"日月削之患"放在心上。虽然其中也有几个"有意斯世"，想千出一番事业的官员，但志大而才疏。在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上"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轻举妄动，"终无所是"。更有一些善于钻营的无耻之徒，为了谋就高位，享受重禄，故意慷慨陈词，装出一付爱国忧民的恣态，伊然以刚直干练之吏自居。然而"高爵重禄，一得所欲，畏缩求全，惟欲脱去，无复始来之慷慨。"①官场之所以如此**混乱，根子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媮惰苟且"，"养痈护疽"。
正因为这是一个极端**和无能的统治集团，所以面对金兵的侵略，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往往一听到金兵的进攻便"错愕而顾私"，无所适从，拿不出半点切实可行的抗金之策，而一旦金兵撤退、义立即醉生梦死，"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为了唤醒南宋统治集团，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仇耻未复，版图未归，风俗未正，国用未充、民力未厚，军政未核。"②认为南宋当局如再不彻底地改弦更张。进行"大经划、大黜陆、大因革"③，而把主宰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强敌，后果不堪设想。他这样说：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于险。苟无所为而坐视其弊，则终于险而已尚能免于险乎？国家面临"险难"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
吕祖谦为南宋政权深深担忧，唯恐它重蹈北宋之覆辙。他认为如再不加强南宋的军事力量，进行认真而有效的防御与抗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① 《文集》卷14《易说·夬》。
② 同上《易说·泰》。
① 《文集》卷19《史说》。
又痛切地感到当时的南宋小朝廷正处于"百弊俱极之时"，尚不具备一举而收复中原失地的力量，要抗击金兵，则必须大力改革弊政，这就使他的抗金思想含有要求改革弊政的特点。
在对待金兵入侵的问题上，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以南宋高宗、秦桧、汤思退等为代表的实权派或是出于对自己九五之尊和高官厚禄的卑鄙考虑，或是被金兵的侵略凶焰吓破胆，他们一味屈辱求和，厚颜无耻地向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则力主抗战，"誓不言和"，但是又不注意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而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接仗辄败，大伤元气。
吕祖谦不同意主和。他在《家传》中曾引其曾祖吕好问劝谏宋钦宗的话说：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顿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勿进兵可也。彼??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和议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遍被其害矣。①吕祖谦认为尽管南宋眼下尚无兵临城下之虞，但是其境遇并不比靖康年间的北宋强多少。金兵亡南宋之心一直不死，它不断吞食南宋疆土，故而屈辱求和只是南宋小朝廷的单相思，注定不能成功。更何况金兵与宋廷有亡君亡父之深仇大恨。"国仇"当雪，"版图"当归，而不应该和金兵"讲和不进兵"，"议和之说"必须立即停止。
吕祖谦也不同意张浚等人所进行的无准备的草率出击。他认为这样做非但达不到雪"国仇"、归"版图"的目的，而且会损伤国力，自取其辱，客观上助长了"议和之说"嚣尘日上。吕祖谦指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对有关抗击金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周密详审"，"精加考察"，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和侥幸心理。
有鉴于此，吕祖谦批判了"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的两种观点。他说："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①所谓"一切不为"乃是懦夫自卑猥亵的阴暗心理，亦即投降派的理论。而"一切亟为"则是轻敌急躁情绪的流露，将此付诸实践，同样是后患无穷，故而"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均为"天下之患"，都必须加以纠正。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具体他说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就应该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他这样论证道：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丽，而亦不免于难。
故解贵乎无所往，然岂皆无所作为邪？??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淡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①秦始皇平定天下后，不与民休养生息，而"欲有所往"，修筑长城，平定百粤，结果劳民伤财，累年穷兵黩武，致使各种矛盾激化，加速了自身统治的崩溃。隋朝统一南北之后，不注意医治战争之创伤，隋场帝好大喜功，在发动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的同时，亦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因此经过长期动乱，天下初定之际，不能过于"有所往"，即不要"一切亟为"，有些事情只能① 《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
① 《文集》卷14《易说·解》。
慢慢来。但这决不是说可以因此而毫无作为，"一无所往"。晋武帝灭吴之后，虽然没有再兴兵生事，"欲有所往"，君臣相与"因循苟简，清淡废务"，该做的也不做，眼睁睁地看着时弊日趋加剧，终于导致天下大乱。由此看来，"有所往"，"无所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一偏"。在这里，吕祖谦决不是单纯地评论历史，而是借助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而曲折地表达了他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他不甘心"仇耻未复、版图未归"，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于东南一隅之地，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有所往"，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蠢蚀，实百弊俱极"①窘境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一切亟为"，只能徐图行事。
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完全符合实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孝宗与张栻的一次对话中得到佐证。受主战派的影响，宋孝宗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而挥师北上，并征求一向以主战而著称的张栻意见。不料却遭到张栻的明确反对。张栻认为就南宋的实际情况而言则要比金朝更糟。他说："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②张栻向孝宗建议："今日但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主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③叶适亦有类似的意见。他这样说：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以当敌也，直媒以自进也。以臣计之，和亲之决不可为审也，而战亦未易言。然虽使罢赂而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所当施行者有次第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张拭，还是叶适他们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意见是与吕祖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思想相通的。
如何"有所往"，创造切实可行北伐中原的条件呢？吕祖谦认为当时南宋是"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②因此摆在南宋统治集团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扭转"武绩未振"、"干略未优"的局面。吕祖谦的这个意见可谓一语中的，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宋朝伊始，赵匡风为防止出现五代武将骄悍，形成威胁朝廷的军事力量，故而实行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方针。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虽然这一方针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也带来了"武绩未振"、"干略未忧"的严重后果。在对外战争中很少胜算，即使在国力昌炽盛大之时。
亦复如此。吕祖谦有感于此，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宋史》卷429《本传》。
③ 同上。
①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附录》。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史载，蜀中名将张飞曾慕名造访文臣刘巴，并留宿其处。刘巴嫌张飞是一个武夫而"不与语"，其理由是"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蜀主刘备知道后勃然大怒。他说："天下之患，在于妄分清浊，如人之一身无手则不能执，无足则不能履，又何必爱手而恶足，自古文武只一道。"①认为以文为清，以武为浊，这是文人"高自标榜"的陈腐之见，其害足以危及天下。任何国家都必须文武兼备。"文"好比人之手，无手则不能拿东西，"武"好比人之足，无足则不能走路，因此很难说"手"比"足"哪个对人的身体更重要。同样，也很难说"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爱手而恶足"，国家自然也不能因尚文而轻武，"文"与"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应该二者并存。刘备这一观点，很得吕祖谦的欣赏。他说：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当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与勇士。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未尝以为粗。尧舜时代，公卿大夫都是能文善武，故在朝廷内部则处理政事，一旦发生战争则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文武之道集于一身。孔子的高足冉有使矛，而有若则与当世勇士友善相处，即使孔于本人在夹谷之会上也亲自抡枪执剑，从未尝以武士为粗"，而不屑于武事。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在空余时间从事"习射"，这是本份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北宋张载青年时代"喜谈兵"，曾招致二程等理学家的微词。以张载本人而论，当他成为著名理学家之后，亦曾为此深悔不已。
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
与崇文轻武的目的相同，宋时兵制分为"禁军"（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装）
和"厢兵"（地方武装），且有意识削弱厢兵的军事实力，不断地将厢兵中的精锐选拔到"禁军"中去，而留在厢兵内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厢兵平时也不进行认真的军事训练，只是服服杂役。对此，吕祖谦颇有感触他说："太祖作阶级法，专治禁军，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教阅疏略，浸废为役卒矣。"①就在厢军失去战斗力而无力与禁军抗衡的同时，也失去了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连极为平常的"边隅小警"也对付不了。出现了一有战事"将士迁延而却步，涣散解弛，不相系属"的状况。
厢军衰蹶如斯，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在赵匡胤的时代，为了保证禁军的作战能力，比较注意对禁军进行较为严格的正规军事作战训练，然而赵匡胤的后继者们则远不及其祖宗的精明。他们大多沉湎于歌舞升平天下一统的虚幻假象之中，连对禁军的训练也变成了有其虚文而无其实的花架子，致使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下降，所谓"甲兵朽，铁钺钝"即为其真实写照，成了一群只会耗费军粮不会打仗的酒囊饭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竞"。"莫能平殄"。目睹这一切，吕祖谦"日夕寒心"，"甚忧之"。他迫切希望南宋统治集团对于"前代未备者"的"武绩"与"干略""当激厉而振起"，②以期重整军威，尽早整兵北上，实现恢复大业。
必须指出，吕祖谦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此。他认为要报靖康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之耻，收复大批沦陷的国土，只是于"武绩"、"干略"等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与改革当时的社会弊政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官场中人，吕祖谦比一般人更清楚南宋统治集团的黑暗内幕。他揭露说：官寺充满，而媮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县，而未允于疑沮，帑藏耗于军屯，而未免于怨嗟。养痈护疽，媮取爵秩，各饱其欲，而日月削之患，独归国家，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号为有意斯世者，又复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而轻发之，终无于是。
②但近世职无大小，多以趣过目前为俗，眇然为国家深计大虑。认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冗繁，但多是些贪鄙无耻的"痈疽"。他们尸耽禄位，毫无政绩可言。平日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禄，中饱私囊，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的荣辱升迁，而根本不把国家"日月削之患"放在心上。虽然其中也有几个"有意斯世"，想千出一番事业的官员，但志大而才疏。在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上"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轻举妄动，"终无所是"。更有一些善于钻营的无耻之徒，为了谋就高位，享受重禄，故意慷慨陈词，装出一付爱国忧民的恣态，伊然以刚直干练之吏自居。然而"高爵重禄，一得所欲，畏缩求全，惟欲脱去，无复始来之慷慨。"①官场之所以如此**混乱，根子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媮惰苟且"，"养痈护疽"。
正因为这是一个极端**和无能的统治集团，所以面对金兵的侵略，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往往一听到金兵的进攻便"错愕而顾私"，无所适从，拿不出半点切实可行的抗金之策，而一旦金兵撤退、义立即醉生梦死，"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为了唤醒南宋统治集团，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仇耻未复，版图未归，风俗未正，国用未充、民力未厚，军政未核。"②认为南宋当局如再不彻底地改弦更张。进行"大经划、大黜陆、大因革"③，而把主宰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强敌，后果不堪设想。他这样说：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于险。苟无所为而坐视其弊，则终于险而已尚能免于险乎？国家面临"险难"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