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君臣之典叙于天"（1/2）
作者：吕祖谦评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不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而且也是封建**制度的象征和灵魂，国不可一日无君，无君不成其国。因此，要维护封建**统治，首先要尊君，维系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此，吕祖谦深信不疑。他旁征博引，反复论证，形成了较有系统的尊君理论。
一、"全天子之尊"
君权来自何方？早在殷周之际，已滥筋天命之说。汉代大儒董仲舒在继承殷周以来人格化"天"的基础上，撷取战国末年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精心编织了君权神授理论，以强化君主**。尔后，历代正统封建主义思想家基本上都服膺董氏之说，吕祖谦亦不例外。他说：以一人而制**，下至众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乐，革天下之所贵而集有之，虽悍强狼暴，屈首尊戴，无敢不驯者，以君臣之典叙于天，而儒者实品节扶持之也。噫！
至贵之无敌，至富之无伦，染指垂涎者至众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则夺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则夺之矣。守以盟誓，则有时而渝；守以法度，则有时而废；守以城郭则有时而隳，守以甲兵则有时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后人莫敢与之较。由于君主至贵至富，无与伦比，故而天下时刻想"染指垂涎"九五之尊的人实在太① 《文集》卷2《馆职策》。
② 《东莱博议》卷1《晋封曲沃并晋》。
多了。而在这些人中间，不乏比君主"勇之倍者"、"智之尤者"。然而君主却能以一人之力箝制天下，穷极天下之乐，萃集天下之富贵，就是连那些最精明强悍，凶狠、残暴的人也只好俯首帖耳，不敢不唯君命是从，关键就在于君权来自于天。大在帮助君主捍卫自己的地位。至于儒者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品节扶持"而已。吕祖谦的这种说法，应视为是对董仲舒君权神授理论的发挥。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宋代以后，理学家们除了一再重复董氏之说外，又给君权至尊织编了"理"之华衮。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作为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吕祖谦亦持与二程同样的观点。
他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无两大之理。然于此又可以见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②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妇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③吕祖谦的这些议论并不新鲜，而是差不多所有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看法。大在上，地在下，纯属自然理象，而君尊臣卑则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产物。二者毫无内在联系，根本不可混为一谈。然而吕祖谦硬是采取无类比附之手法，将不相关联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产物勾挂起来。断定这是"理之常"，无非是要人们相信君权至上，自然合理。谁要是不尊君，也就是违犯了理。
尊君必须循"礼"。因为"礼"体现了君尊臣卑之理。循"礼"，即能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维护君主至尊之地位。他指出：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吾观儒者之议礼，每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非特校公侯壁马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所争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之堂七尺，所争者二尺耳。由庸人而观，天子诸侯之分岂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扬，何儒者之迂耶？??然则儒者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非迂也，势也。按照吕祖谦的设想，如果天下人人都能遵循"礼"的规定，诸多潜越动乱之事就不会发生，君权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而"礼"是"卫其上"、"全天子之尊"的最好手段。儒者之所以严格天子、诸侯之间"再重之席，二尺之堂"之区分，"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其目的就是为了不使"全天子之尊"的"礼"受到任何形式的破坏。这不是什么迂腐之举，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吕祖谦接着又以大堤洪水之譬进一步论证说：大堤云横，屹如山岳，其视尺寸之上，若不能为堤之损益也。然水潦暴至，势与堤平，苟犹有尺寸之土未没，则濒水之人可恃无恐。当是时百万生灵之命系于尺寸之土焉。
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垫之害，尺寸之礼可以遏僭乱之源。大堤是为防止洪水泛滥，保护生灵所设。在一般情况下，"尺寸之土"对于"屹如山岳"的大堤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当洪水暴涨，呼啸而来之际，有无"尺寸之土"就大不一样。
假如大堤还有高出水面的"尺寸之土"，"濒水之人"则可有恃无恐，安然① 《二程遗书》卷5。
② 《文集》卷12《易说·坤》。
③ 《文集》卷13《易说·离》。
① 《东莱博议》卷2《王赐虢公晋侯玉马》。
② 同上。
无恙；少了这"尺寸之土"，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百万生灵之命系于尺寸之土"，决非耸人听闻之词。同样的道理，"尺寸之礼"所起的作用在天下太平时期往往被人忽视，而在多事之秋，有无"尺寸之礼"则不可等闲视之，"可以遏僭乱之源"。这也就是儒者于礼"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的原因所在。
西周时期，周成王为表彰周公匡扶王室之功，特"以天子之礼乐祀周公。"周公之子伯禽坦然受之，遂成鲁祭礼之定例。对此，吕祖谦发了如下之评论：周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天子八俏，诸侯六俏，是乃周公所作之乐也。周公制是乐舞之数，盖欲行之天下，传之万世也。周公在诸侯之位而荐天子之乐，岂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废周公之乐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孙已乱之，欲传之万世而身后已违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鲁祭矣。周礼规定"乐舞之数"，天子八佾、诸侯六俏。尽管周公有大功于周室，但其身份只是一名诸侯，而享六俏之祭，不能以八俏祭之。周成王、伯禽原为尊重周公而"荐天子之乐"，而实际上是辜负了周公生前制定礼乐的一番苦心，乃是"欲尊周公之身而废周公之乐"之举。原指望自己制定的礼乐"行之天下、传之万世"的周公，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对自己子孙违礼之行深为不满，"不享鲁祭"的。吕祖谦还专门为此事引了孔子关于"鲁之郊谛非礼也，周公其哀矣"之说，断定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谁就"必人圣人之域"，把握了维系"天子之尊"的关键。
"礼"的核心是名分。孔子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论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①吕祖谦奉此为万古不易之至理名言。他认为尊君则必须正名分。"正大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闲。"②吕祖谦认为正名分是保证君权至尊至上的不可缺乏的措施。他指出和君权一样，名分亦渊源于天，而君主不过是为天守之。
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尝以名分与人君。天特寄人君俾守之耳。舆地广轮之博，版籍生齿之繁，甲兵乘卒之雄，皆君之有。独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乱也。假天之秩以为私惠，则天之所以寄我者乱矣。这就是说君主可以拥有广博的土地疆域，众多的户籍人口。雄厚强壮的军事武装，唯独不能拥有名分。名分是为天所有的，只有天才具有对名分的支配权。如果君主认为自己可以随意支配名分，这就是"假天之秩以为私惠"，乱了"天秩"，非坏事不可。
隐公三年，周平王与郑武公为了换取对方之信任而相互以子为质。不久双方交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吕祖谦也有过一段评论。
乌可以君臣并称而乱其分乎？周，天子也；郑，诸侯也。??交质，邻国之事也。
今周降其尊而下质于郑，郑忘其卑而上质于周，势均体敌。尊卑之分荡然矣。未交质之前，周为天子，郑为诸侯，既变质之后，周、郑等耳，亦何所惮哉！??向若平王始恶郑伯而亟黜之，郑虽跋扈，不过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犹自若也。苟与之质，是自处以列国而不敢以天子自处矣。岁改月移，岂知周之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诸侯之叛天子也，是诸侯之攻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处至尊严之分，郑岂敢犯乎？东周时期，① 《东莱博议》卷1《隐公问羽数》。
① 《论语·子路》。
② 《文集》卷13《易说·离》。
③ 《东莱博议》卷2《王赐虢公晋侯玉马》。
① 《东莱博议》卷1《周郑交恶》。
交换人质时有发生，但这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事情，而不应该发生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吕祖谦认为周平王虽弱，但毕竟是位天子；郑武公虽强，却不过是位诸侯。周平王与郑武公"君臣之分犹在"。现在，平王与武公相互质子，这就意味着周平王"不敢以天子自处"，而把自己降至诸侯之列，辱没了"至尊至严之分"，模糊了"尊卑之分"。此例一开，久而久之，天下"岂知周之为君"，周室的衰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周平王不是与郑武公交换质子，而是"素以天子自处"，保持自己"至尊至严之分"，对于自己不再信任的武公"亟黜之"，其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纵然郑伯敢冒天下之不韪，向周室挑衅，"不过是一叛臣"，肯定形成不了气侯，不至于出现后来君臣不分，尊卑不辨的局面。论古是为了说今。吕祖谦发表上述的两段评论，决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强化南宋小朝廷的权威，要求人们臣顺于南宋皇帝。
为了严格君臣名分，强化君权独尊的地位，吕祖谦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大凡居君位者，当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裁制。①上刚而下柔。上刚则果决而有行，下柔则易使，如此而治蛊，则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刚，君弱臣强，安能治天下之事？②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顺如水之从，何蛊之不可治？③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若以豫自处则权必移于下，既逸豫，虽云久不死，亦终亡而已。如人之气血耗散，而肤革仅存，亦终于死而已。④六五，乾健也。天以刚为德。五居尊位，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宜发强刚毅以为尚，今反以柔居上，??又安足以济事，故在天子则凶。要维护君主至尊至贵之位，大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君主自己手中，而又不能使之旁落下移。
这样，君主就可以藉此箝制天下臣民，而不受其他人的控制。君主必须刚强、果决，一旦拿定主意就要山岳般地坚定，而不能犹豫不决，"柔懦巽弱"。
臣民们则应该齐心忠于君主，对于君主要象流水般地顺从，决不允许有敢于违抗君命之人存在。吕祖谦认为只要实现了上述目标，君主至上之地位就算是基本上巩固了。
二、君降志尚贤，臣尽道辅君
吕祖谦认为封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上厚于下，下厚于上，上下相应，固尽善矣。"②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融洽无间，相互尊重，配合默契。
其谓：君降志而应乎刚明之臣，臣尽道以辅乎柔顺之君。君臣之间尽道相与，于睽乖之时，虽不能大有所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与。③① 《文集》卷13《易说·贲》。
② 《文集》卷12《易说·蛊》。
③ 同上。
④ 同上《易说·豫》。
① 《文集》卷13《易说·恒》。
② 同上卷12《易说·临》。
③ 同上卷14《易说·睽》。
大抵君臣之间，惟降志以相接，则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骄亢，则治与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顺以接下，下柔顺以辅上，则为晋盛。然而君臣"降志以相接"、"尽道相与"，古来少有。更多的是在上者骄亢暴虐，刚愎自用，在下者唯命是从，曲意奉承，抑或是在下者方命专权，桀骜不驯，在上者受制于臣，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相对削弱了封建统治，不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有鉴于此，吕祖谦探究了君臣关系，对君与臣分别提出了要求。现先评述其君道观。
与"全天子之尊"的思想相一致，吕祖谦认为君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总揽"国家治乱兴衰之大纲"。但决不是说事无巨细，都必须由君主亲自过问，--动手。恰恰相反，君主如果在具体政务上纠缠不清，过多地耗费精力，则非出纰漏不可。他指出：既得尊位，??但恐用明太过，虑事太详，恤其失得而凡事迟疑。故圣人教之曰：以尔所见一，无可悔，不须更顾虑得失。但据所见而往，则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贤，而在下之贤又能顺辅，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体，若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以此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俨然在上，总其大纲，委任大臣而得失勿问，使在下者得尽心力为之，则无往而不利。②吕祖谦认为君主之患是"用明太过，虑事太详"。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害怕有失误，便遇事犹豫彷徨，迟迟不能委决，这不仅有失为君应有之"刚明"，而且会贻误时机，造成混乱。君主要自己"不须更顾虑得失"，唯一的办法是充分信任"在下之贤"。
如果君主以为只有"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才算"明察"的话，这就"用明太过，虑事太详"了，不能不发生差错，因此，真正的贤明之君总是伊然在上，总其大纲，具体的事件则放手让大臣们去处理，而不作过多的干预，"勿问得失"。这样在下之"贤者"就会为君主尽心尽力，哪里还有什么办本好的事情呢？君主又有什么必要"顾虑得失"呢？
天下安定之时，君主不应"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以此为明察"；而在天下动乱之际，君主就更不应该对什么事情都追究到底，"过当穷治"。
刚上而柔下。当万事蛊坏之时，下巽顺而从上，上之意惟欲止乱，下既顺而上即止，不复过当穷治，此所以能治蛊也。君主所希望的就是在下者能"巽顺而从上"，制止动乱，而当在下者业已表示了对自己"巽顺而从"，动乱实际上也就被制止了。这时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就应本着既往不究之原则，而不必追根到底，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就很容易因激生变、反为不美。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儒家的传统见解。吕祖谦同意是说。但是他又认为政由君出，决不意味君主可以随心所欲，无论出什么政令都行，君主所出之政令必须符合"君子之道"才行。他说：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须观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类，事事合于君子之道，人人归于君子之域，方始无咎。??盖使天下皆为君子，是人君本分职事，才得恰好。何谓"君子之道"，吕祖谦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但从他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推知，"君子之道"义近孟子所言的"王道"、"仁政"，而"君子之域"，则是指封建等级制度之轨道，吕祖谦以为君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合乎"君子之道"，天下一切人都变成温顺之臣民，生活在封建主义轨道之中，整个社会就会风① 《文集》卷14《易说·晋
一、"全天子之尊"
君权来自何方？早在殷周之际，已滥筋天命之说。汉代大儒董仲舒在继承殷周以来人格化"天"的基础上，撷取战国末年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精心编织了君权神授理论，以强化君主**。尔后，历代正统封建主义思想家基本上都服膺董氏之说，吕祖谦亦不例外。他说：以一人而制**，下至众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乐，革天下之所贵而集有之，虽悍强狼暴，屈首尊戴，无敢不驯者，以君臣之典叙于天，而儒者实品节扶持之也。噫！
至贵之无敌，至富之无伦，染指垂涎者至众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则夺之矣。使智者守之，遇智之尤者则夺之矣。守以盟誓，则有时而渝；守以法度，则有时而废；守以城郭则有时而隳，守以甲兵则有时而衄；惟守之以天，然后人莫敢与之较。由于君主至贵至富，无与伦比，故而天下时刻想"染指垂涎"九五之尊的人实在太① 《文集》卷2《馆职策》。
② 《东莱博议》卷1《晋封曲沃并晋》。
多了。而在这些人中间，不乏比君主"勇之倍者"、"智之尤者"。然而君主却能以一人之力箝制天下，穷极天下之乐，萃集天下之富贵，就是连那些最精明强悍，凶狠、残暴的人也只好俯首帖耳，不敢不唯君命是从，关键就在于君权来自于天。大在帮助君主捍卫自己的地位。至于儒者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品节扶持"而已。吕祖谦的这种说法，应视为是对董仲舒君权神授理论的发挥。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宋代以后，理学家们除了一再重复董氏之说外，又给君权至尊织编了"理"之华衮。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作为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吕祖谦亦持与二程同样的观点。
他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无两大之理。然于此又可以见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②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妇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③吕祖谦的这些议论并不新鲜，而是差不多所有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看法。大在上，地在下，纯属自然理象，而君尊臣卑则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产物。二者毫无内在联系，根本不可混为一谈。然而吕祖谦硬是采取无类比附之手法，将不相关联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产物勾挂起来。断定这是"理之常"，无非是要人们相信君权至上，自然合理。谁要是不尊君，也就是违犯了理。
尊君必须循"礼"。因为"礼"体现了君尊臣卑之理。循"礼"，即能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维护君主至尊之地位。他指出：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吾观儒者之议礼，每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非特校公侯壁马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所争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之堂七尺，所争者二尺耳。由庸人而观，天子诸侯之分岂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扬，何儒者之迂耶？??然则儒者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非迂也，势也。按照吕祖谦的设想，如果天下人人都能遵循"礼"的规定，诸多潜越动乱之事就不会发生，君权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因而"礼"是"卫其上"、"全天子之尊"的最好手段。儒者之所以严格天子、诸侯之间"再重之席，二尺之堂"之区分，"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其目的就是为了不使"全天子之尊"的"礼"受到任何形式的破坏。这不是什么迂腐之举，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吕祖谦接着又以大堤洪水之譬进一步论证说：大堤云横，屹如山岳，其视尺寸之上，若不能为堤之损益也。然水潦暴至，势与堤平，苟犹有尺寸之土未没，则濒水之人可恃无恐。当是时百万生灵之命系于尺寸之土焉。
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垫之害，尺寸之礼可以遏僭乱之源。大堤是为防止洪水泛滥，保护生灵所设。在一般情况下，"尺寸之土"对于"屹如山岳"的大堤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当洪水暴涨，呼啸而来之际，有无"尺寸之土"就大不一样。
假如大堤还有高出水面的"尺寸之土"，"濒水之人"则可有恃无恐，安然① 《二程遗书》卷5。
② 《文集》卷12《易说·坤》。
③ 《文集》卷13《易说·离》。
① 《东莱博议》卷2《王赐虢公晋侯玉马》。
② 同上。
无恙；少了这"尺寸之土"，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百万生灵之命系于尺寸之土"，决非耸人听闻之词。同样的道理，"尺寸之礼"所起的作用在天下太平时期往往被人忽视，而在多事之秋，有无"尺寸之礼"则不可等闲视之，"可以遏僭乱之源"。这也就是儒者于礼"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的原因所在。
西周时期，周成王为表彰周公匡扶王室之功，特"以天子之礼乐祀周公。"周公之子伯禽坦然受之，遂成鲁祭礼之定例。对此，吕祖谦发了如下之评论：周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天子八俏，诸侯六俏，是乃周公所作之乐也。周公制是乐舞之数，盖欲行之天下，传之万世也。周公在诸侯之位而荐天子之乐，岂非欲尊周公之身而废周公之乐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孙已乱之，欲传之万世而身后已违之，使周公而有知，吾知其不享鲁祭矣。周礼规定"乐舞之数"，天子八佾、诸侯六俏。尽管周公有大功于周室，但其身份只是一名诸侯，而享六俏之祭，不能以八俏祭之。周成王、伯禽原为尊重周公而"荐天子之乐"，而实际上是辜负了周公生前制定礼乐的一番苦心，乃是"欲尊周公之身而废周公之乐"之举。原指望自己制定的礼乐"行之天下、传之万世"的周公，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对自己子孙违礼之行深为不满，"不享鲁祭"的。吕祖谦还专门为此事引了孔子关于"鲁之郊谛非礼也，周公其哀矣"之说，断定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谁就"必人圣人之域"，把握了维系"天子之尊"的关键。
"礼"的核心是名分。孔子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论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①吕祖谦奉此为万古不易之至理名言。他认为尊君则必须正名分。"正大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闲。"②吕祖谦认为正名分是保证君权至尊至上的不可缺乏的措施。他指出和君权一样，名分亦渊源于天，而君主不过是为天守之。
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尝以名分与人君。天特寄人君俾守之耳。舆地广轮之博，版籍生齿之繁，甲兵乘卒之雄，皆君之有。独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秩有礼，多多寡寡，不可乱也。假天之秩以为私惠，则天之所以寄我者乱矣。这就是说君主可以拥有广博的土地疆域，众多的户籍人口。雄厚强壮的军事武装，唯独不能拥有名分。名分是为天所有的，只有天才具有对名分的支配权。如果君主认为自己可以随意支配名分，这就是"假天之秩以为私惠"，乱了"天秩"，非坏事不可。
隐公三年，周平王与郑武公为了换取对方之信任而相互以子为质。不久双方交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吕祖谦也有过一段评论。
乌可以君臣并称而乱其分乎？周，天子也；郑，诸侯也。??交质，邻国之事也。
今周降其尊而下质于郑，郑忘其卑而上质于周，势均体敌。尊卑之分荡然矣。未交质之前，周为天子，郑为诸侯，既变质之后，周、郑等耳，亦何所惮哉！??向若平王始恶郑伯而亟黜之，郑虽跋扈，不过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犹自若也。苟与之质，是自处以列国而不敢以天子自处矣。岁改月移，岂知周之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诸侯之叛天子也，是诸侯之攻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处至尊严之分，郑岂敢犯乎？东周时期，① 《东莱博议》卷1《隐公问羽数》。
① 《论语·子路》。
② 《文集》卷13《易说·离》。
③ 《东莱博议》卷2《王赐虢公晋侯玉马》。
① 《东莱博议》卷1《周郑交恶》。
交换人质时有发生，但这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事情，而不应该发生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吕祖谦认为周平王虽弱，但毕竟是位天子；郑武公虽强，却不过是位诸侯。周平王与郑武公"君臣之分犹在"。现在，平王与武公相互质子，这就意味着周平王"不敢以天子自处"，而把自己降至诸侯之列，辱没了"至尊至严之分"，模糊了"尊卑之分"。此例一开，久而久之，天下"岂知周之为君"，周室的衰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周平王不是与郑武公交换质子，而是"素以天子自处"，保持自己"至尊至严之分"，对于自己不再信任的武公"亟黜之"，其结果就会大不一样。纵然郑伯敢冒天下之不韪，向周室挑衅，"不过是一叛臣"，肯定形成不了气侯，不至于出现后来君臣不分，尊卑不辨的局面。论古是为了说今。吕祖谦发表上述的两段评论，决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强化南宋小朝廷的权威，要求人们臣顺于南宋皇帝。
为了严格君臣名分，强化君权独尊的地位，吕祖谦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大凡居君位者，当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裁制。①上刚而下柔。上刚则果决而有行，下柔则易使，如此而治蛊，则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刚，君弱臣强，安能治天下之事？②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顺如水之从，何蛊之不可治？③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若以豫自处则权必移于下，既逸豫，虽云久不死，亦终亡而已。如人之气血耗散，而肤革仅存，亦终于死而已。④六五，乾健也。天以刚为德。五居尊位，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宜发强刚毅以为尚，今反以柔居上，??又安足以济事，故在天子则凶。要维护君主至尊至贵之位，大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君主自己手中，而又不能使之旁落下移。
这样，君主就可以藉此箝制天下臣民，而不受其他人的控制。君主必须刚强、果决，一旦拿定主意就要山岳般地坚定，而不能犹豫不决，"柔懦巽弱"。
臣民们则应该齐心忠于君主，对于君主要象流水般地顺从，决不允许有敢于违抗君命之人存在。吕祖谦认为只要实现了上述目标，君主至上之地位就算是基本上巩固了。
二、君降志尚贤，臣尽道辅君
吕祖谦认为封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上厚于下，下厚于上，上下相应，固尽善矣。"②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融洽无间，相互尊重，配合默契。
其谓：君降志而应乎刚明之臣，臣尽道以辅乎柔顺之君。君臣之间尽道相与，于睽乖之时，虽不能大有所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与。③① 《文集》卷13《易说·贲》。
② 《文集》卷12《易说·蛊》。
③ 同上。
④ 同上《易说·豫》。
① 《文集》卷13《易说·恒》。
② 同上卷12《易说·临》。
③ 同上卷14《易说·睽》。
大抵君臣之间，惟降志以相接，则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骄亢，则治与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顺以接下，下柔顺以辅上，则为晋盛。然而君臣"降志以相接"、"尽道相与"，古来少有。更多的是在上者骄亢暴虐，刚愎自用，在下者唯命是从，曲意奉承，抑或是在下者方命专权，桀骜不驯，在上者受制于臣，失去控制全局的能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相对削弱了封建统治，不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有鉴于此，吕祖谦探究了君臣关系，对君与臣分别提出了要求。现先评述其君道观。
与"全天子之尊"的思想相一致，吕祖谦认为君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总揽"国家治乱兴衰之大纲"。但决不是说事无巨细，都必须由君主亲自过问，--动手。恰恰相反，君主如果在具体政务上纠缠不清，过多地耗费精力，则非出纰漏不可。他指出：既得尊位，??但恐用明太过，虑事太详，恤其失得而凡事迟疑。故圣人教之曰：以尔所见一，无可悔，不须更顾虑得失。但据所见而往，则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贤，而在下之贤又能顺辅，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体，若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以此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俨然在上，总其大纲，委任大臣而得失勿问，使在下者得尽心力为之，则无往而不利。②吕祖谦认为君主之患是"用明太过，虑事太详"。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害怕有失误，便遇事犹豫彷徨，迟迟不能委决，这不仅有失为君应有之"刚明"，而且会贻误时机，造成混乱。君主要自己"不须更顾虑得失"，唯一的办法是充分信任"在下之贤"。
如果君主以为只有"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才算"明察"的话，这就"用明太过，虑事太详"了，不能不发生差错，因此，真正的贤明之君总是伊然在上，总其大纲，具体的事件则放手让大臣们去处理，而不作过多的干预，"勿问得失"。这样在下之"贤者"就会为君主尽心尽力，哪里还有什么办本好的事情呢？君主又有什么必要"顾虑得失"呢？
天下安定之时，君主不应"屑屑亲细务而恤其得失，以此为明察"；而在天下动乱之际，君主就更不应该对什么事情都追究到底，"过当穷治"。
刚上而柔下。当万事蛊坏之时，下巽顺而从上，上之意惟欲止乱，下既顺而上即止，不复过当穷治，此所以能治蛊也。君主所希望的就是在下者能"巽顺而从上"，制止动乱，而当在下者业已表示了对自己"巽顺而从"，动乱实际上也就被制止了。这时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就应本着既往不究之原则，而不必追根到底，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就很容易因激生变、反为不美。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儒家的传统见解。吕祖谦同意是说。但是他又认为政由君出，决不意味君主可以随心所欲，无论出什么政令都行，君主所出之政令必须符合"君子之道"才行。他说：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须观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类，事事合于君子之道，人人归于君子之域，方始无咎。??盖使天下皆为君子，是人君本分职事，才得恰好。何谓"君子之道"，吕祖谦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但从他的一系列论述可以推知，"君子之道"义近孟子所言的"王道"、"仁政"，而"君子之域"，则是指封建等级制度之轨道，吕祖谦以为君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合乎"君子之道"，天下一切人都变成温顺之臣民，生活在封建主义轨道之中，整个社会就会风① 《文集》卷14《易说·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