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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取民有制"的赋税论(1/2)

作者:吕祖谦评传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物质生产的重担始终落在以农民阶级为主干的劳动群众肩上。整个社会所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要靠他们的辛勤劳动而提供。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劳动群众既是其欺压凌辱的对象,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广大劳动群众永无休止的耕耘纺织,源源不断地被迫贡献自己的劳动果实,非但封建统治阶级政权难以为继,即使他们起码的日常生活都无着落,又逞论其他。因此,只有农民阶级才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坚固的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吕祖谦以前,已有人论及。孟子说:"无君子莫治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正月癸亥韩磺奏疏》。

    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依据"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盂子将社会成员分为"君子"(封建统治阶级)与"野人"(劳动群众)两大部分。

    认为"野人"必须要有"君子"的统治,"君子"则需要"野人"的供养。

    说"无君子莫治野人",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我夸诞,不能苛同;但"无野人莫养君子"之说却是大实话,因为它承认了封建地主阶级依赖劳动群众养活的事实。唐朝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认为君、臣、民三者各司其职,社会即能和谐安定,这就是"义"。

    如果"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应该加以改正。而"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必须进行严厉之惩罚。虽然韩愈将这种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美化为大义所在,但终于掩盖不了其中透露出来的血腥味。其所铺陈的仍是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命题。

    孟、韩等人的这些观点,对吕祖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圣人"与"万民"二者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上天赋予"圣人"以教化和统治"万民"的责任与道德,"圣人德与天地合,故养贤以及万民"①。这里的"养",有二层涵义:

    一、重用;

    二、统治。

    就是说圣人之德巍然高耸,足与天地相配匹,圣人籍此重用贤者而达到统治万民的目的。十分明显,吕祖谦这一说法乃是"无君子莫治野人"的老调重弹。

    但是不管是谁,总不能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即使是圣人也要吃饭穿衣。粮食和布帛是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出来的,只能通过"万民"之耕耘纺织方可获得。"圣人"要"养贤以及万民",首先则需要"万民"及时向其贡奉"食""帛"才行。

    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农之名???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帛者,以蚕妇阴为之织也;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粟者,以农夫阴为之耕也。如使天下尽厌耕织,焚其机、斧其耒,则虽有巧术,何从而取粟帛?皆将冻子冬而馁于涂矣。②整个社会能够免于"冻于冬而馁于涂",主要是由于蚕妇的纺纱织帛和农夫的耕耘力稿。耕与织决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其艰辛无比。"圣人"与"君于"们应该体恤蚕妇和农民才是,而不能象那些"惟利是嗜"的小人,"衣其帛"、"食其粟"而不"恤其劳"。

    唯有这样才能避免使蚕妇、农夫"尽厌耕织",出现"焚其机、斧其耒"的局面,保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粟"、"帛"取之有源。吕祖谦的这一观点应视为是对"无小人莫养君子"古训的具体发挥。

    基于这种认识,吕祖谦指出统治阶级只有珍惜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取他们的"甘心奉养"。

    民之服田力稿,岂不其劳?君若以为宝,民则以为好。谓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养也。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始终是两大对立的阶级。无论在什么时代,"民"都不会"甘心"奉养"君"的,这似无疑义。故而吕祖谦此说有涉抹煞两大阶级对立之嫌。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封建统治阶级多少给民众留一点生路,农民阶级还是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① 《文集》卷13《易说·颐》。

    ①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能够容忍他们对自己大部分劳动果实的掠夺,自觉地担负起维持全社会物质生活之重担的。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取民有制"的思想。他说:损之卦,损下益上故为损。盖上虽受其益,殊不知既损下,则上亦损矣。然其下为兑。兑,悦也。??是下乐输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为损乎?

    盖损下益上,人君之失也。乐输于上,人臣之义也。两者自不相妨。??凡上有取于民皆为之损,合上下二体而观之,下当乐输而不怨,上当取于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吕祖谦一向认为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是"民"之不可逃避的责任。督促"民"按时缴纳赋税则是每个地方官吏的职责。"财赋当催者,恐当加意督趣,令整办。"②千万不可听其"驰纵"。"下"("民")只有诚心悦服地向封建统治阶级缴纳赋税,以自己的血汗养活封建统治者,这才符合"人臣之义"。凡是"下乐输而奉上"的,"人君"(包括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均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因为这也是"义"。但是"上"接受"民输"过程中,要有一定的分寸,有所节制("止")。假如无止境地强迫"民输",重敛不己,超出民众最大负荷的限度,这就变为"人君之失"了。吕祖谦又说:"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③这里所指的"损上",当然不是要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是损去一些过度的骄佚奢侈,变横征暴敛为薄赋轻徭。这固然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主要还是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益下",当然也不是专为劳动群众着想,而是为封建政权的稳定保存一点民力。说到底这种"损上益下"不过是养鸡生蛋,饲牛挤奶。因为竭泽而渔,掏空自己统治的物质基础,只能带来财政枯竭,从而最终危及封建统治本身,因而"损下"归根结蒂是"损上",这才是真正的"损"。

    吕祖谦曾激烈地批判过唐朝中期开始推行的"两税法"。他这样说: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只取一时之便,不知变坏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调略有三代之意。至杨炎时只为暴赋横敛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调之外,故炎都并来均作二税。二税之外不许诛求一钱,他却不知如何保得后来不诛求。且如租庸调之法尚在,自是无害于民,外有暴赋横敛,只为军兴窘急及暴君污吏所为。使有贤君。

    使无军兴,则此等自可罢去。??大凡治财,最不可坏旧法,最不可并省名目。

    名目既省,则后来复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缕之征便是调,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来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缓其二,或缓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租庸调是唐初赋税的主要形式。唐朝中期(公元780 年)宰相杨炎鉴于当时租庸调早已名存实亡,建议:"先计州县每年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而制人,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②唐政权采纳了这一意见,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中心内容是根据每户财产的众寡。田亩的多少,分夏秋两次向国家缴纳赋税。两税法的推行,使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加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两税法的出现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吕祖谦不懂得这个道理,指责它"变坏古法",为"最不可者"。认为唐朝中期"暴① 《文集》卷14《易说·损益》。

    ② 同上卷5《与张运使宗尹》。

    ③ 《文集》卷14《易说·损益》。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通鉴》卷226。

    赋横敛名色之多",主要是因为"军兴窘急及暴君污吏所为",并不是租庸调赋税法本身不好。"使有贤君,使无军兴",自然"无害于民"。而两税法表面上"并省"了"名目",但实际上为后来封建政权。暴君污吏巧立名目,征收赋税开了方便之门。由此看来,吕祖谦反对两税法的主要动机仍是着眼于"取民有制",实行薄赋轻谣,减轻劳动群众负担。

    要作一点说明的是,无论是"取民有制",还是"损上益下",都不是吕祖谦首创的。这是大多数较有远见的封建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的一贯见解。远的且不论,近如北宋程颐就曾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譬诸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则危坠至矣,岂非损乎?故损者损下益上之义,益则反是。"①"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②显而易见,吕祖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承袭程颐。

    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祖谦在这里只是重复其前辈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内容,具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

    南宋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集团既要满足自己的穷侈极奢,又要不断地向金政权贡奉大批财物,以换取儿皇帝地位的安稳,故对境内广大人民实行敲骨榨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必欲将劳动人民的血汗吮吸殆尽而后止。"万室连甍,剽夺时鸣于桴鼓;千艘衔尾,转输日困于舳舻。"①南宋境内"民力调残",经济萧条,整个社会满目疮瘦。"垣墙颓仆,庐舍倾摧,资用散失,生计萧然。"②"涧曲岭限,浅畦狭陇,苗稼疏薄,殆如牛毛。"③平民百姓更是终年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泥潭之中。"细民崎岖,力耕劳瘁,虽遇丰稔,犹不足食。"④至于凶荒之年,其境遇之悲惨,可以想见。"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生命之源过早地枯竭了。"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尪瘠困迫,无所从出。??官吏明知其害,迫于上司督责之严,汗颜落笔,蹙额用刑,笞箠缧系,殆无虚日,愁叹之声,闾里相接。强悍者穷塞无聊,散为攘窃。在这里,吕祖谦勾画了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社会画面。民脂民膏已被搜括殆尽,官府还要不断地以严刑黑狱为手段催逼","凋瘵之民,其何以堪?"⑥"斯民颠顿愁悴,父子不能相保。"⑦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陋以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处于水火倒悬之中的人民,为了生存,被迫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吕祖谦痛切地感到封建统治集团过于"无道",已给其自身统治造成了很大威胁。

    他认为"民"本无"贪乱之心",但是统治者一味地放纵骄佚而无所顾忌,① 《周易程氏传·损》。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1《代仓部知吉州谢表》。

    ② 同上,《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① 《文集》卷1《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取民无所",使他们陷于"无处可逃"、"荼毒而死"的绝境,这时"民"只好"不爱其身",冲破封建主义的羁绊,铤而走险,点燃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熊熊烈火。如南宋初期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从而构成封建统治集团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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