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再度出山（1/2）
政局不稳思良臣，人民怀念老将军；
殖民政策开新路，顺应潮流得人心。
自从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遭到修败后，接着又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之战。这使法国统治集团忧心忡忡，戴派人物乘机活动，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至于戴高乐本人，他不久便将表明，他在野的12 年并没有白白虚度。结束隐居生活再度出山的不仅仅是个又老了几岁的人，而是一个更为精明机智的政治家。
当时促使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戴派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一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与另外两人不同，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未向第四共和国让过步。他是犹大人的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著名律师。他在内阁历次危机中，都要求将军出来执政。在他写的《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中，对政客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个人气十足的期刊《愤怒的来鸿》，其目的在于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他的一片赤忱终于得到了报偿，在第五共和国里担任戴高乐的第一任总理。
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在第四共和国任职期间，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尽管在最后阶段他在国民议会里为推翻政府出力最多，从而获得了新的名声。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虽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热情保卫者”，但他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白人移民的特权，而在于寻求理想的“一体化”的解决办法，即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包括在法国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4 月15 日，苏斯戴尔发表了措词严厉但又充满激情的演讲，导致了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又一次的内阁危机。
沙邦一戴尔马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在阿尔及尔有一个亲信，名叫莱昂？德尔贝克，德尔贝克富于组织才能，他很快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重新上台作准备的宣传工作。不久，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成为受其影响的人。从1957 年12 月到1958 年5 月，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达27 次。他利用一次去巴黎的机会，拜访了戴高乐将军，并向他保证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还是在军队中，公众普遍赞成将军再度出山。
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他们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有实力，但是他们已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受阻。他们的领袖有两人：一个是曾经当过蒙面党、贝当派的60 多岁的马丁博士；一个是年轻的罗贝尔·马泰尔，此人是阿尔及利亚米蒂贾地区的一个殖民者。还有两人是军官：一个是离职不久的前阿尔及利亚陆军司令谢里埃将军，一个是曾任印度支那空军司令、被誉为儒将的空军将领利奥尔—马克斯？夏森。不切实际而又爱搞阴谋的右翼团体，在维希分子暗中支持下，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和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人看来，戴高东重新上台将给法国带来灾难。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戴高乐无论如何是不想出山的，即使别人要他干，他也不会干。他们认为用阴谋手段推翻第四共和国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谢里埃将军深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国家首脑。至于法国的军人集团，他们手中虽握有军权，但人心不齐，对政府处于既视又习惯于服从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不轻易表态。在1947 年至1953 年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动摇第四共和国的基础，但都未能成功。他打算等着瞧，直到有朝一日人们把权力送到他手上来。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他的历史悲观论将使他的失望情绪得到补偿，几个星期过去了，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但戴高乐仍然不出来讲话。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危机的不祥之兆。一二年前，大众包括政客们对于戴高乐不愿出头露面并不关切，现在他们渴望戴高乐出来说点什么：有的人希望听到他宣称自己并无政治要求，好把心放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从而给第四共和国致命一击。
戴高乐不公开表态，更给人们留下了“莫测高深”的印象。1958 年3 月，戴高乐怀着忧郁的心情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决不出来重新执政！决不出来！事情到此为止，”舒曼难过地把这番话转告给米歇尔？德勃雷。德勃雷很有把握地反驳他说：“要是戴高乐告诉你决不重新执政，那意思就是：他希望听你说出相反的话来。这就是他的想法！”
1958 年4 月15 日，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倒台。戴高乐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科蒂总统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总统手下只剩下两名政客可以利用。一名是过去属于戴派的、议会协商老手勒内·普利文；一名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爱国人士、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为了填补空缺，5 月8 日，科蒂指令普利文组阁，结果由于激进党人的反对而告失败。总统把最后指望系于弗林姆兰身上，为了礼节周到，他先召见了激进党三位领导人。之后，在爱丽舍宫华丽的办公室里，科蒂盯着弗林姆兰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皮埃尔·弗林姆兰深信他的地位具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确是宪法承认的。5 月13 日选举结果，弗林姆兰以274 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 票弃权而当选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5 月14 日，在巴黎，右翼分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来到爱丽舍宫广场，高呼“让马絮掌权”。同时，左翼分子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局势进一步混乱。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结束了每周一次的巴黎之行，回到了科龙贝，晚上，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和接电话，电话大都要求他采取行动，或至少讲点什么。5 月15 日，戴高乐决定发表简短的声明，下午，300 名新闻记者摩肩接踵，挤满了不够宽敞的戴派总部。下午5 时，他们开始把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戴高乐声明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 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政客们、将军门以及普通公民都已深信，戴高乐准备出山。除了政客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搞掉第四共和国，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便于各界了解他对时局的态度，戴高乐宣布5 月19 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人说，这是一张王牌，因为它使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三天以上，看来政府未必能恢复它的威信，果真如此，戴高乐就可以把危机都归咎于当局软弱无能，甚至可以预言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也不用担心预言错了。这种僵待局面很可能继续下去，阿尔及尔的反叛力量将会进一步加强，而戴高乐则会被普遍地认为是唯一能主持大局，把法国救出内乱火坑的人。
5 月19 日，在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之前，旅馆门前被大约1200 名新闻记者挤满了。大约30 名摄影师和100 名新闻图片记者用他们的闪光灯把将军和听众弄得眼花缭乱。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没有说冗长的开场白，他只是谦虚他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而他子然一身，不属于任何派，但属于民众。接着，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间道：“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
戴高乐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他曾经如何拯救了共和国，并列举了他曾建议进行的种种改革。
一个记者问他，对于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组阁必须依宪法程序”有何看法？
戴高乐敏锐地感到他需要社会党的支持，于是他说：“我首先告诉你，我非常尊重居伊？摩勒。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记者谈到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将会使他们增添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代表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戴高乐反问道：“我做过这样的事吗？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自由时，是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 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记者招待会过后，接着又是一个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星期。谣言到处流传。部长们不敢住在家里，都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已被塑料炸弹炸坏，他一连好几天都呆在办公室里，靠服用大量药片使自己不至于躺倒。戴高乐仍然在科龙贝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喜优参半。他对合法性和正统观念的矛盾看法仍然妨碍他去掌权。政客们不甘心被人吓跑，他们仍然抓住权力不放。戴高乐决定迫使他们摊牌。
国内的动乱仍在发展。5 月26 日内政部已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有可能干5 月27 日至28 日的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会发生叛乱。”戴高乐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采取他一生中最策略、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于27 日中午12 时半发表声明。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决定今后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它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它希望这种步骤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取得联系。
弗林姆兰看到声明的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还没有回过味时，他的政府已经垮台了。在科蒂总统的要求下，戴高乐于5 月28 日晚上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也是社会党领导人，他怀着强烈的敌意，坚决反对戴高乐当总统侯选人，然而，莫内维尔支持戴高乐，并尽力向戴高乐说明他合法地重新上台的起码条件。6 月1 日，戴高乐按照莫内维尔的建议，向议会宣读了总统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描绘了国家的衰微和危机。他请求议会给予信任并批准他为修改宪法所提出的建议，这个修改将提交全民表决。他声称，一旦议会投了票，就将休会，一直到规定的下一次一般性会议为止。投票结果，329 票赞成，224 票反对，32 票弃权。戴高乐取得了胜利。第二天，他又没费多少口舌就使议会投票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于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新政府6 个月的特权，授予新政府修
改宪法和对宪法进行全民表决的权力。
1958 年6 月，戴高乐再度执政，但是，人们对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上台的合法性还存在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在随后的三四年中，他的主要心思放在巩固他的权力上面，一是制服反对派，一是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在殖民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法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也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面对这些问题，戴高乐采取行动的依据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了。戴高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有一套强硬的政策，所以他谋求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尽管宪法很重要，但是光靠它还不够。还要有斗争的毅力和智谋，在这方面戴高乐可比他的政敌胜过一筹。
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四年中，在德勃雷总理的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戴高乐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四大问题进行的。这就是：组织、巩固和充实新宪法下的政治制度；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圆满“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对外奉行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政策；在社会、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活动全面充分地体现了戴高乐一贯的
殖民政策开新路，顺应潮流得人心。
自从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遭到修败后，接着又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之战。这使法国统治集团忧心忡忡，戴派人物乘机活动，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至于戴高乐本人，他不久便将表明，他在野的12 年并没有白白虚度。结束隐居生活再度出山的不仅仅是个又老了几岁的人，而是一个更为精明机智的政治家。
当时促使戴高乐重新上台的戴派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一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与另外两人不同，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未向第四共和国让过步。他是犹大人的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著名律师。他在内阁历次危机中，都要求将军出来执政。在他写的《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中，对政客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个人气十足的期刊《愤怒的来鸿》，其目的在于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保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后来，他的一片赤忱终于得到了报偿，在第五共和国里担任戴高乐的第一任总理。
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在第四共和国任职期间，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尽管在最后阶段他在国民议会里为推翻政府出力最多，从而获得了新的名声。他是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虽然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热情保卫者”，但他的职责并不在于保护白人移民的特权，而在于寻求理想的“一体化”的解决办法，即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包括在法国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4 月15 日，苏斯戴尔发表了措词严厉但又充满激情的演讲，导致了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又一次的内阁危机。
沙邦一戴尔马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在阿尔及尔有一个亲信，名叫莱昂？德尔贝克，德尔贝克富于组织才能，他很快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重新上台作准备的宣传工作。不久，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成为受其影响的人。从1957 年12 月到1958 年5 月，德尔贝克往返于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达27 次。他利用一次去巴黎的机会，拜访了戴高乐将军，并向他保证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还是在军队中，公众普遍赞成将军再度出山。
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在加紧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他们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有实力，但是他们已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受阻。他们的领袖有两人：一个是曾经当过蒙面党、贝当派的60 多岁的马丁博士；一个是年轻的罗贝尔·马泰尔，此人是阿尔及利亚米蒂贾地区的一个殖民者。还有两人是军官：一个是离职不久的前阿尔及利亚陆军司令谢里埃将军，一个是曾任印度支那空军司令、被誉为儒将的空军将领利奥尔—马克斯？夏森。不切实际而又爱搞阴谋的右翼团体，在维希分子暗中支持下，主张建立一个基督教和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人看来，戴高东重新上台将给法国带来灾难。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戴高乐无论如何是不想出山的，即使别人要他干，他也不会干。他们认为用阴谋手段推翻第四共和国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谢里埃将军深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国家首脑。至于法国的军人集团，他们手中虽握有军权，但人心不齐，对政府处于既视又习惯于服从的矛盾之中。
在这种风云变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戴高乐稳坐钓鱼台，不轻易表态。在1947 年至1953 年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动摇第四共和国的基础，但都未能成功。他打算等着瞧，直到有朝一日人们把权力送到他手上来。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他的历史悲观论将使他的失望情绪得到补偿，几个星期过去了，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但戴高乐仍然不出来讲话。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为正在发展的危机的不祥之兆。一二年前，大众包括政客们对于戴高乐不愿出头露面并不关切，现在他们渴望戴高乐出来说点什么：有的人希望听到他宣称自己并无政治要求，好把心放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从而给第四共和国致命一击。
戴高乐不公开表态，更给人们留下了“莫测高深”的印象。1958 年3 月，戴高乐怀着忧郁的心情对莫里斯·舒曼说：“我决不出来重新执政！决不出来！事情到此为止，”舒曼难过地把这番话转告给米歇尔？德勃雷。德勃雷很有把握地反驳他说：“要是戴高乐告诉你决不重新执政，那意思就是：他希望听你说出相反的话来。这就是他的想法！”
1958 年4 月15 日，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倒台。戴高乐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科蒂总统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总统手下只剩下两名政客可以利用。一名是过去属于戴派的、议会协商老手勒内·普利文；一名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人、爱国人士、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为了填补空缺，5 月8 日，科蒂指令普利文组阁，结果由于激进党人的反对而告失败。总统把最后指望系于弗林姆兰身上，为了礼节周到，他先召见了激进党三位领导人。之后，在爱丽舍宫华丽的办公室里，科蒂盯着弗林姆兰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唯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皮埃尔·弗林姆兰深信他的地位具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的确是宪法承认的。5 月13 日选举结果，弗林姆兰以274 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 票弃权而当选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宣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5 月14 日，在巴黎，右翼分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来到爱丽舍宫广场，高呼“让马絮掌权”。同时，左翼分子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局势进一步混乱。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结束了每周一次的巴黎之行，回到了科龙贝，晚上，他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和接电话，电话大都要求他采取行动，或至少讲点什么。5 月15 日，戴高乐决定发表简短的声明，下午，300 名新闻记者摩肩接踵，挤满了不够宽敞的戴派总部。下午5 时，他们开始把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戴高乐声明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 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的声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政客们、将军门以及普通公民都已深信，戴高乐准备出山。除了政客们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搞掉第四共和国，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便于各界了解他对时局的态度，戴高乐宣布5 月19 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人说，这是一张王牌，因为它使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三天以上，看来政府未必能恢复它的威信，果真如此，戴高乐就可以把危机都归咎于当局软弱无能，甚至可以预言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也不用担心预言错了。这种僵待局面很可能继续下去，阿尔及尔的反叛力量将会进一步加强，而戴高乐则会被普遍地认为是唯一能主持大局，把法国救出内乱火坑的人。
5 月19 日，在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之前，旅馆门前被大约1200 名新闻记者挤满了。大约30 名摄影师和100 名新闻图片记者用他们的闪光灯把将军和听众弄得眼花缭乱。在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没有说冗长的开场白，他只是谦虚他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而他子然一身，不属于任何派，但属于民众。接着，他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人间道：“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
戴高乐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他曾经如何拯救了共和国，并列举了他曾建议进行的种种改革。
一个记者问他，对于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组阁必须依宪法程序”有何看法？
戴高乐敏锐地感到他需要社会党的支持，于是他说：“我首先告诉你，我非常尊重居伊？摩勒。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记者谈到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将会使他们增添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代表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戴高乐反问道：“我做过这样的事吗？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自由时，是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 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记者招待会过后，接着又是一个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星期。谣言到处流传。部长们不敢住在家里，都跑到朋友家里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已被塑料炸弹炸坏，他一连好几天都呆在办公室里，靠服用大量药片使自己不至于躺倒。戴高乐仍然在科龙贝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喜优参半。他对合法性和正统观念的矛盾看法仍然妨碍他去掌权。政客们不甘心被人吓跑，他们仍然抓住权力不放。戴高乐决定迫使他们摊牌。
国内的动乱仍在发展。5 月26 日内政部已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有可能干5 月27 日至28 日的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会发生叛乱。”戴高乐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采取他一生中最策略、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于27 日中午12 时半发表声明。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决定今后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它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它希望这种步骤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取得联系。
弗林姆兰看到声明的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还没有回过味时，他的政府已经垮台了。在科蒂总统的要求下，戴高乐于5 月28 日晚上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也是社会党领导人，他怀着强烈的敌意，坚决反对戴高乐当总统侯选人，然而，莫内维尔支持戴高乐，并尽力向戴高乐说明他合法地重新上台的起码条件。6 月1 日，戴高乐按照莫内维尔的建议，向议会宣读了总统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描绘了国家的衰微和危机。他请求议会给予信任并批准他为修改宪法所提出的建议，这个修改将提交全民表决。他声称，一旦议会投了票，就将休会，一直到规定的下一次一般性会议为止。投票结果，329 票赞成，224 票反对，32 票弃权。戴高乐取得了胜利。第二天，他又没费多少口舌就使议会投票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于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新政府6 个月的特权，授予新政府修
改宪法和对宪法进行全民表决的权力。
1958 年6 月，戴高乐再度执政，但是，人们对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上台的合法性还存在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是不稳固的，在随后的三四年中，他的主要心思放在巩固他的权力上面，一是制服反对派，一是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在殖民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法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也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面对这些问题，戴高乐采取行动的依据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了。戴高乐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有一套强硬的政策，所以他谋求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尽管宪法很重要，但是光靠它还不够。还要有斗争的毅力和智谋，在这方面戴高乐可比他的政敌胜过一筹。
戴高乐在重新执政的四年中，在德勃雷总理的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戴高乐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四大问题进行的。这就是：组织、巩固和充实新宪法下的政治制度；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圆满“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对外奉行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政策；在社会、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活动全面充分地体现了戴高乐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