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诱降与抗战（1/2）
速战速决遭破产 侵华策略大改变
百团大战显威武 诱降阴谋被戳穿
话说东条英机满指望向苏联挑衅，会旗开得胜，威震欧亚；不料却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使他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回头再看看中国战场，情况对日本侵略者也越来越不妙。“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
在1年多的时间里，鲸吞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气焰可谓十分嚣张。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进攻力量大力削弱。而在敌后**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解放区战场己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身为陆相的东条大伤脑筋。
在国民党的战场上，虽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东方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但是蒋介石集团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浪潮，还不敢轻易投降。那时侵华日军不足百万人，散布在纵横万里的中国战场上，进行稍大一点的战役，必须各处抽调兵力，捉襟见时，疲于奔命，兵力严重不足。日寇再往中国西部山区追去，既无足够的兵力，也达不到侵华的主要目的。于是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主席所科学预见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在速决战的幻想破灭之后，被迫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它从反蒋转变为拉蒋，即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早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提出“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阴谋拉拢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苏**。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公开引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所谓“新秩序的建设”。
日本的诱降策略首先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响应。国民党第二号头目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假道河内，投敌卖国当汉好去了。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根据汪精卫叛国的具体情况，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声明说：“日本认为，根据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力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演说标志着日本的对蒋政策正式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军事上，规定侵华日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而不再是进攻了。在华北“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重要地点的治安，并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在外交方面，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既作反苏姿态，又对英、美施加压力，诱迫英，美唆使蒋介石投降，企图从中国战场拔出泥足，以便在同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利益方面处于主动地位。日本以只**不反蒋为核心的新策略，对英、美以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英，美劝降、蒋介石投降的阴谋便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早在1938年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互相串通，坑瀣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一阴谋活动，时紧时松，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停止过。武汉失守后。英国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一味对希特勒采取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在亚洲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年4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口蒋之间，积极策动中日议和。卡尔在重庆曾和蒋介石密谈了7次。事后，他回到香港对外表示：
“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都愿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上述 消息和事实表明，英国张伯伦代表国际投降主义者策动的劝降，早在 1939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东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声明：一、它承认中国的现状和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要求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但日寇得寸进尺，不断炫耀武力。1940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以攻城重炮24门编成第一炮兵队，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就在这一天，英国丘吉尔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运输，迫使蒋介石议和，力促蒋汪合流。总之，英国的东方政策就是远东的慕尼黑，它阴谋牺牲其一部分在华利益，换取日本充当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从东方牵制苏联。
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减少了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主角，由美国来扮演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扶植日本成为远东反苏**的有效堡垒；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与日本均分赃物，共霸远东。所以，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市场，怂恿日本侵华；另一方面，它又接济中国一点东西，让中国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时机，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远东利益，又不伤害日本反苏实力的条件下，结束中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纵容、绥靖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国民党政府特使孔祥熙说过：
满洲国成立已有6年，现在不论法理如何，其存在已为事实。目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不免有一两个国家与日本在互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在这里，美国的绥靖政策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国际市场与侵华军火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日本侵略军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美国库恩一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把自己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之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9年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石油和钢铁的出口创造了新纪录。仅据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统计，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1月，平均每月输往日本的美国“废钢”为20.2万吨，比1938年几乎多一倍。
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虽然由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是，东条一伙却竭力煽动蒋汪合流，加紧**，而这些正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下怀。因此，在日蒋之间劝降和投降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
远在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的科长董道宁，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横滨，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侦昭，回国时携带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亲笔信，内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员高宗武与董道宁又从汉口去香港会晤日人西义显，高宗武传达蒋介石抗日之宗旨说：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要 求日本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之完整，此即蒋介石集团投降之条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会见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多次会谈后，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怂恿蒋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和蒋帮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在香港召开中日会谈预备会议。日方提出陆相烟俊六的证书，蒋方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讨论的问题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秘密防共协定；日军驻屯内蒙、华北；蒋汪合流，等等。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不敢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而使会谈延宕下来。
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也确实想投降；但他们活动的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形成了一条反动势力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在中国，谁投降敌人、出卖祖国，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为人民所唾弃。正如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中国就要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将在中国取胜。
所以蒋、日之间，讨价还价，终未成交。
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但却适应日本的要求，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的反动政策。
1939年1月，正当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他们把喋血抗日的**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叫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清扫”。
他们准备把惨杀**和革命人民当作向日寇投降的献礼。
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还传布着这样三种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在这样的**叫嚣下，1939年4月间，便发生了博山惨案。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
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同月，在湖南又发生平江惨案；
11月，在河南发生确山惨案；12月，阎锡山进攻山西决死队。
1940年2月，国民党将领石友三投敌，在冀南和日寇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就这样，蒋介石集团置日本侵略于不顾，连续发动了三次****，而且愈演愈烈。难怪日本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在日本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15年 （1940年），重庆敌军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丧失了大片国土，使中国无数同胞沦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却丧心病狂，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唱“曲线救国”，指使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自1941年后，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及其部队连续大批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据统计，到1943年8月以前，国民党叛国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师长以
百团大战显威武 诱降阴谋被戳穿
话说东条英机满指望向苏联挑衅，会旗开得胜，威震欧亚；不料却被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使他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回头再看看中国战场，情况对日本侵略者也越来越不妙。“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
在1年多的时间里，鲸吞了大半个中国，日寇气焰可谓十分嚣张。但是，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致使日军兵力分散，进攻力量大力削弱。而在敌后**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解放区战场己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使身为陆相的东条大伤脑筋。
在国民党的战场上，虽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东方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但是蒋介石集团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浪潮，还不敢轻易投降。那时侵华日军不足百万人，散布在纵横万里的中国战场上，进行稍大一点的战役，必须各处抽调兵力，捉襟见时，疲于奔命，兵力严重不足。日寇再往中国西部山区追去，既无足够的兵力，也达不到侵华的主要目的。于是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主席所科学预见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在速决战的幻想破灭之后，被迫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在政治上，它从反蒋转变为拉蒋，即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早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提出“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阴谋拉拢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苏**。
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公开引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所谓“新秩序的建设”。
日本的诱降策略首先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响应。国民党第二号头目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假道河内，投敌卖国当汉好去了。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根据汪精卫叛国的具体情况，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声明说：“日本认为，根据德意防共协定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力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演说标志着日本的对蒋政策正式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在军事上，规定侵华日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而不再是进攻了。在华北“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重要地点的治安，并且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在外交方面，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既作反苏姿态，又对英、美施加压力，诱迫英，美唆使蒋介石投降，企图从中国战场拔出泥足，以便在同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殖民地利益方面处于主动地位。日本以只**不反蒋为核心的新策略，对英、美以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英，美劝降、蒋介石投降的阴谋便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早在1938年冬，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曾互相串通，坑瀣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中日战争问题。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一阴谋活动，时紧时松，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停止过。武汉失守后。英国不断示意蒋介石议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一味对希特勒采取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在亚洲也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年4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口蒋之间，积极策动中日议和。卡尔在重庆曾和蒋介石密谈了7次。事后，他回到香港对外表示：
“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都愿自动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上述 消息和事实表明，英国张伯伦代表国际投降主义者策动的劝降，早在 1939年就已经开始了。
同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就“东方慕尼黑”的基本方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声明：一、它承认中国的现状和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二、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要求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但日寇得寸进尺，不断炫耀武力。1940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以攻城重炮24门编成第一炮兵队，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就在这一天，英国丘吉尔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运输，迫使蒋介石议和，力促蒋汪合流。总之，英国的东方政策就是远东的慕尼黑，它阴谋牺牲其一部分在华利益，换取日本充当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从东方牵制苏联。
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侵略，被迫减少了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主角，由美国来扮演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扶植日本成为远东反苏**的有效堡垒；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与日本均分赃物，共霸远东。所以，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方面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市场，怂恿日本侵华；另一方面，它又接济中国一点东西，让中国作一定的抵抗，等待时机，出面干涉，在既保持它的远东利益，又不伤害日本反苏实力的条件下，结束中日战争。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纵容、绥靖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国民党政府特使孔祥熙说过：
满洲国成立已有6年，现在不论法理如何，其存在已为事实。目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不免有一两个国家与日本在互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在这里，美国的绥靖政策已经初露端倪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国际市场与侵华军火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美国漫画家笔下的日本侵略军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美国库恩一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曾把自己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之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9年至1940年，美国对日本石油和钢铁的出口创造了新纪录。仅据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的统计，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1月，平均每月输往日本的美国“废钢”为20.2万吨，比1938年几乎多一倍。
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虽然由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是，东条一伙却竭力煽动蒋汪合流，加紧**，而这些正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下怀。因此，在日蒋之间劝降和投降的活动一直在暗中进行。
远在1938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的科长董道宁，就曾秘密地到了日本横滨，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侦昭，回国时携带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亲笔信，内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另一要员高宗武与董道宁又从汉口去香港会晤日人西义显，高宗武传达蒋介石抗日之宗旨说：
“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要 求日本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之完整，此即蒋介石集团投降之条件。
1939年12月下旬，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会见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多次会谈后，日本又派今井武夫大佐去港，怂恿蒋汪合流。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和蒋帮代表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在香港召开中日会谈预备会议。日方提出陆相烟俊六的证书，蒋方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讨论的问题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秘密防共协定；日军驻屯内蒙、华北；蒋汪合流，等等。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不敢公开承认汪伪政权，而使会谈延宕下来。
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也确实想投降；但他们活动的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形成了一条反动势力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在中国，谁投降敌人、出卖祖国，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就必然为人民所唾弃。正如蒋介石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吐露的苦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中国就要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将在中国取胜。
所以蒋、日之间，讨价还价，终未成交。
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降，但却适应日本的要求，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的反动政策。
1939年1月，正当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他们把喋血抗日的**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叫嚷“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清扫”。
他们准备把惨杀**和革命人民当作向日寇投降的献礼。
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这样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此外，还传布着这样三种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在这样的**叫嚣下，1939年4月间，便发生了博山惨案。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
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同月，在湖南又发生平江惨案；
11月，在河南发生确山惨案；12月，阎锡山进攻山西决死队。
1940年2月，国民党将领石友三投敌，在冀南和日寇联合，向八路军进攻。就这样，蒋介石集团置日本侵略于不顾，连续发动了三次****，而且愈演愈烈。难怪日本陆相东条于1941年1月在日本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15年 （1940年），重庆敌军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之反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丧失了大片国土，使中国无数同胞沦于日寇奴役之下，而却丧心病狂，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大唱“曲线救国”，指使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自1941年后，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及其部队连续大批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据统计，到1943年8月以前，国民党叛国投敌的文武官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师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