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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屈的人民(2/2)

作者: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东条英机

他们将这小块火药卷进大煎饼里,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巧妙地混过日军的耳目,带进了日本陆军仓库。

    1938年6月,在大连码头用这种办法烧了4个主要仓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日方损失极为严重。在这之前,甘井子石油工厂也被放了火,烧了6个小时.毁掉6万多桶石油。像这样的大火,当时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日日新闻》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市达2000多万元。

    铁路,作为交通大动脉,在铁路工人与抗日武装配合下,经常被破坏,处于“梗塞”状态,使日军急需调运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吉海铁路500名养路工人,在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扒铁路,毁桥梁,一个时期使日军的铁路运输瘫痪。他们还为抗联购买和运送武器以及其他军需品,甚至配合抗联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如1933年夏天,蛤蟆河子、老爷岭地区几十名铁路工人协助游击队,在老爷岭隧道阻击一列火车。经过激烈战斗,俘虏日军几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游击队。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了日寇的“心腹之患”。因此,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妄图全部消灭之。从   1935年开始加强关东军的兵力,至1936年初,日军竟增至12个师团、4个混成旅和1个专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的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的兵力。敌酋东条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采取所谓“蓖梳式”、“踩踏式”的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抗日群众。

    进攻的重点由南满、东满、吉东后发展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一带。敌人实行所谓军事上、政治(招降)上、经济(断绝给养来源)上全面的大扫荡。

    “七七”事变后,1938年,东条更以70万日军和30万伪军的兵力,在东北集中搞了一年多的“大讨伐”。与此同时,还拼命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埋藏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更在全东北实行所谓“大检举”,破坏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员、基层干部和抗日群众被逮捕,遭杀害。还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许多抗日营地遭到破坏。斗争进入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衣少粮,又无落脚休整的地方。

    露营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这首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抗联战士们的艰苦生活。

    但是,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献身的抗联战士们,他们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充满必胜的信心和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兆麟的《露营之歌》就是抗联战士艰苦生活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

    请听: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升!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雾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舞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熊熊,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光。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橱,冷风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来,夺回我河山。

    抗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喋血苦斗,展开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不仅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揭开了近代世界史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最精彩的一幕。

    有名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参加二路军西证的女教导员冷云,带着7个女战士,在阴历九月初的一天,越过几道封锁线,来到牡丹江衅,露宿在乌斯浑河尽头作木岗山下,准备过河去克上克密营第五军军部。敌人发现后,从三面包围上来,她们几次突围冲不出去。敌人看她们人少力单,又多是短枪,疯狂地叫喊:“投降!抓活的!”八女英雄姐妹,在给了敌人一定的杀伤之后,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持革命气节,从容地架起负伤的战友,决然跳进乌斯浑河。

    秋天河水泛涨,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她们昂头挺胸,用坚强不屈的身躯,推着汹涌的河水,壮烈牺牲了。

    宝清十二烈士的苦战,与“八女投江”一样动人心魄。1938年初,抗联第五军七团一连连长李海山,带着13名战士到宝清尖山子警戒敌人,这里地势险要,为进入第五军营地的必经之路。一天夜里,这支小部队被敌人团团包围了。早上7时,战斗打响了。连长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要节省子弹,剩下一人一弹也不叫敌人捉后的!”第一批有百余名敌人,分东西、南北两路骑马往上冲,不到20分钟,被打得人仰马翻。敌人放弃活捉的打算,开始用炮轰,组织几次大冲锋,都被抗联战士猛烈的火力打下去了。待敌人发动第五次冲锋时,天已经黑了,山上只剩下连长和5名战士,都是身负重伤,连长腿被打断了,战士们抬着他继续坚持战斗。子弹打光了,李连长手持空枪筒对敌人大喊:“你来,我就给你这一下子!”敌人慌忙扔了几颗手溜弹,连长和3名战士壮烈牺牲了。其余两名战士抱枪从山上就雪滑到山下,隐蔽起来。敌人半天不见山上有动静,才胆颤心惊地摸上山,只见遗体,不见武器。

    在这次战斗中,抗联这支14人的小部队,同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激战了一整天;击毙日军25名,重伤10余名;击毙伪军70余人,伤15人;冻伤日伪军近50名,军马被打死90余匹。为永志不忘,抗联第五军党委决定,把小孤山改名为烈士山。

    在抗联苦战恶斗、可歌可泣的壮举中,不仅有上述这样的集体英雄群像,而且有成千上万的英雄个人典型。他们有的深入虎穴为民除害、有的冲过于难万险为抗联送信、送粮,积极支援前线。愚蠢的敌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遥相呼应的热察地区,在中国**的有力推动下,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同盟军勇敢崛起,与日军展开了如火如茶的斗争。

    察哈尔是西北军旧部的活动地盘。西北军自蒋、阎、冯大战后,所剩残部,多退入晋南各县,暂归张学良节制。其中以宋哲元部保存实力较多。不久,国民党政府编宋部力第二十九军。1932年秋,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所部一部分留驻晋东,一部分开人察省,冯玉祥亦于此时移驻张家口。

    当1933年春日军进犯察东时,宋哲元率部集中于长城一线,察省兵力空虚,只有一小部分晋军和自东北及热河退入察境之义勇军数部,情况十分危险。这时原西北军将领、**员吉鸿昌,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出而奔走联络,促成在晋南的方振武与冯玉洋的合作,当年2月间,方振武在晋南介休、孝义一带,联络西北军旧部及地方武装揭起抗日救国大旗,于5月下旬率部进抵察境,与冯玉洋、吉鸿昌共同发起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一致武装抗日,收复失地。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在中国**的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人救国运动发展起来了,平绥铁路工人也组织了交通团,积极支援同盟军。中国**并发动北平、天津、太原各地的学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军队。北方各地零散的武装部队,也都集合到抗日的旗帜下,这些部队有察省的地方武装,有从辽西、黑龙江和热何各地区退到察省的义勇军,有原防守长城各口的部分爱**队以及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率领的部队。中国**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因此,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发展到10余万人。

    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盟军的纲领以及抗日的具体方案。6月20日,同盟军兵分三路,迎击日伪军,连续克复康保、主昌、沽源等城市,伪军纷纷反正,同盟军声威大振。7月4日,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领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10日将多伦包围,日军拼死坚守,经过五昼夜的艰苦奋战,终将多伦收复,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这个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人心,上海、北平、广州以及各省的工、商、教育界的救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捐献财物,热烈支援前线。在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7月下旬,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正当察热人民抗臼斗争炽烈开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却采用各种毒辣手段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利用汉好到处散布中伤抗日同盟军的谣言,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能打仗呢?”说多伦的收夏“非自日本之手,乃取自伪军之手”,并要求同盟军“交还政权”。何应钦在北平也散布同样的谣言。国民党又派遣蓝衣社特务和托派潜入察哈尔,进行挑拨离间,企图瓦解抗日同盟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委派庞炳勋为总指挥,向正在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同盟军进攻。7月8日,国民党政府又调遣大军向怀来、张家口进逼。7月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电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同时,何应钦和日本关东军柴山进行勾结,商订了协同进攻同盟军的计划。这时国民党调集进攻张家口的军队有16师之众,配以飞机、装甲车等新式武器,包围了张家口,切断了对外交通,日本关东军也回师进攻多伦。在日蒋夹击下,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至8月14日,冯玉祥离开了张家口。

    冯玉祥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9月8日,何应钦派殷同和日军再度进行勾结,联合围攻抗日讨贼军。方、吉两将军率同盟军从怀来转战退入滦东,至9月底,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则被迫潜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工作,同年11月间,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将坚决抗日的民族英雄、中国**员吉鸿昌逮捕,并引渡到北平,交由何应钦亲自审问。吉鸿昌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痛斥   了蒋介石、何应   钦辈的卖国勾当,表现了**员忠贞的革命气节。在临难的一刻,吉鸿昌从容地向刽子手说:

    “来!给我拿椅子来,让我坐下,为抗日而死,死的光明正大!

    “来!你到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吉鸿昌将军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没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而是以“坚决抗日的罪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的死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愤慨,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无比仇恨。

    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蒙古人民,当日寇的铁蹄踏进蒙古草原之后,那里的人民就在**领导下,掀起了英勇的抗日斗争。1932年,在内蒙西部地区出现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接着,在归绥、包头、赤峰、围场、多伦等地,出现了蒙汉抗日同盟会的组织,随后又有牧民抗日会和农民抗日会的建立。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人民,直接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有着强烈的武装抗日的要求,中国**及时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除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有蒙族人民参加的东北抗日联军外,1933年党又在赤峰、乌丹一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1933年2月间,在**的领导下,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蒙汉同盟军,开赴前线,武装抗日。蒙汉人民积极响应**的号召,纷纷组织蒙汉同盟军,并在热河前线的朝阳。阜新、开鲁等地,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蒙古人民军,还配合吉鸿昌的部队收夏了多伦、沽源、商都、张北等地,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东部内蒙人民的自发性斗争也不断发生。较著名的如   1934年7月间,日本侵略者兼并农民的土地,群众奋起反抗,自动组织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抗日救**,攻下了日伪的警察署,占领了八仙洞,砸开监狱救出政治犯,并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

    中国**在内蒙古地区发动和领导蒙汉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和锻炼了人民武装队伍,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同时,也使内蒙古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只有中国**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在内蒙古群众中的活动及其影响的扩大,为迎接更大规模的、更艰巨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面对东北人民和察蒙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敌酋东条英机气急败坏,妄图摧毁抗日联军和人民游击队的营地。正是:革命火种扑不灭,英雄人民杀不绝。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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