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无罪释放”（1/2）
冈村宁次大战犯，交接有功受报赏；
优遇敌酋为**，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自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任武汉市长。八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的方针。这当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一贯的**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
优遇敌酋为**，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自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任武汉市长。八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的方针。这当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一贯的**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