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两件大事（2/2）
责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华工作，在中**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与中**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尝到了苦头。冈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记中写道：“那次芦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要求统一的觉悟判断错误。（2）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消化，政务不统一，煞费苦心于建立新政权。（3）对蒋介石的人格、实力的错误估计，日本内阁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陆军意见不统一。（4）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不注意蒋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决的机会。”
他认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没有稳定的战略，朝今夕改，放弃不扩大方针是个失策；而占领南京、武汉后，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抛开蒋介石，另立汪精卫政权，“扶植没有武装力量的汪政权组织政府，逼迫重庆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才会作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力的政权是维持不久的，孙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刚刚率第11军攻占武汉不久，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占领武汉后）日本面临着的是，应如何与重庆商谈改善关系的问题，然而却热衷于搞汪精卫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颠倒了。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看错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性格和他的实力。”在他看来，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此罢手，还来得及与蒋介石谈判停战的条件，对日本是有利的，而让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蒋介石的存在。他认为蒋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谈判停战条件时哪怕只在形式上“对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价高一些，或许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样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权上台，只能增强蒋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作为日军高级将领，个人私下在日记里流露的看法，丝毫不影响他指挥部队在战场上拼杀。对此，他曾自我表白道：“个人有不同意见，但一旦成为决议，那么忠实执行是有教养的人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军人，必须服从上层领导所决定的事，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尽职，这是军人的本分，我也经常教导部下这样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一年日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人秋后达到决定性阶段。冈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着：“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他的结论是：在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时，又发动日美间的战争实属下策。
据那位著名卜师小玉吞象追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两天之后，他瞒着这个结果拜访冈村，请冈村谈出自己对太平洋战争前途的看法。冈村当时回答说：“打卜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呢？目前日本连一个小村寿太郎（指日俄战争讲和时的全权大使）都没有，怎么办？”
当许多日本人还陶醉于从南洋频频传来的胜利捷报时，冈村却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对天皇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次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并流露了微词。具体战役他力求一鼓作气。凶猛进攻，而在宏观战略上主张谨慎行事，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倒也并不矛盾。
这次接到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令后，他首先开辟了对重庆的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的情报机关对此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当时，日本曾下最大决心，通过冈村的无线电联络线告诉重庆：“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我撤出满洲和朝鲜才行。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想来，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是这样。”
1945年2月2日，冈村早年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的朋友船津辰一郎来南京告诉他，重庆方面的代表袁良要与他见面。冈村随即在船津的陪同下，专程赴上海一处秘密地点与袁会面。袁良离开重庆前见到了蒋介石，蒋要他带口信给冈村：
1．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2．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
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3．望互相尽力克制行动。
蒋介石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因为他一贯认为只有中日两国合作，才能抵制苏联和亚洲**势力。但碍于开罗会议上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允诺，又不能再深说什么。冈村听了这一口信，认为蒋的意见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一无所知。加之从1941年7月以来一直未回国，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甚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蒋介石当时所讲确是真心话，实际上他已想到了日本被打败之后的事，想得很周到，是想尽量使日本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已尝到了两线作战的苦果，也意识到真正会置它于死地的对手是美国，而自恃实力强大的美国是不会于战争中途且胜利在望之际，坐下来与它谈判什么停战问题的。它只能幻想通过“1号作战”的军事打击，再作些让步，或许能拆散中美联盟，先结束中国战争，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但明鉴利害的蒋介石已明确告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日本却未怎么在意，“作了许多无谓的事”。冈村战后追忆，“凡是在开罗会议以后对重庆做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效。事后想，我方真是不识时务，太不了解情况了”。
同年3月4日，何应钦派遣使者余万青至南京，冈村没有出面，只是派一个叫延原的参谋与之晤谈，并将一封信转交给何应钦。事后冈村说，这封信写了些什么忘记了，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一般问候性言语。
小矶内阁虽将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冈村宁次，“但急于谈判的阁员绪方竹虎等人却在东京直接进行所谓缨斌工作，其实缨斌与重庆有密切联系之说，纯属谎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他见东京方面在究竟由谁来主持这项工作上变来变去，没有一定之规，重庆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也没有妥协的意思，便索性将此事不了了之。
就在日本对重庆工作一筹莫展之际，冈村接到了大本营的新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企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
这个指令虽仍认为冈村的注意力还应主要放在东部沿海，但“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一语，实际上是最小限度地承认了进攻四川方案的实施。为此，冈村袜马厉兵又要准备新的军事进攻了，他的主攻目标是湘西。欲知详情，看下章分解。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华工作，在中**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与中**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尝到了苦头。冈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记中写道：“那次芦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要求统一的觉悟判断错误。（2）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消化，政务不统一，煞费苦心于建立新政权。（3）对蒋介石的人格、实力的错误估计，日本内阁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陆军意见不统一。（4）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不注意蒋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决的机会。”
他认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没有稳定的战略，朝今夕改，放弃不扩大方针是个失策；而占领南京、武汉后，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抛开蒋介石，另立汪精卫政权，“扶植没有武装力量的汪政权组织政府，逼迫重庆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才会作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力的政权是维持不久的，孙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刚刚率第11军攻占武汉不久，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占领武汉后）日本面临着的是，应如何与重庆商谈改善关系的问题，然而却热衷于搞汪精卫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颠倒了。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看错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性格和他的实力。”在他看来，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此罢手，还来得及与蒋介石谈判停战的条件，对日本是有利的，而让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蒋介石的存在。他认为蒋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谈判停战条件时哪怕只在形式上“对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价高一些，或许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样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权上台，只能增强蒋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作为日军高级将领，个人私下在日记里流露的看法，丝毫不影响他指挥部队在战场上拼杀。对此，他曾自我表白道：“个人有不同意见，但一旦成为决议，那么忠实执行是有教养的人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军人，必须服从上层领导所决定的事，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尽职，这是军人的本分，我也经常教导部下这样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一年日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人秋后达到决定性阶段。冈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着：“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他的结论是：在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时，又发动日美间的战争实属下策。
据那位著名卜师小玉吞象追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两天之后，他瞒着这个结果拜访冈村，请冈村谈出自己对太平洋战争前途的看法。冈村当时回答说：“打卜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呢？目前日本连一个小村寿太郎（指日俄战争讲和时的全权大使）都没有，怎么办？”
当许多日本人还陶醉于从南洋频频传来的胜利捷报时，冈村却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对天皇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次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并流露了微词。具体战役他力求一鼓作气。凶猛进攻，而在宏观战略上主张谨慎行事，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倒也并不矛盾。
这次接到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令后，他首先开辟了对重庆的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的情报机关对此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当时，日本曾下最大决心，通过冈村的无线电联络线告诉重庆：“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我撤出满洲和朝鲜才行。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想来，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是这样。”
1945年2月2日，冈村早年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的朋友船津辰一郎来南京告诉他，重庆方面的代表袁良要与他见面。冈村随即在船津的陪同下，专程赴上海一处秘密地点与袁会面。袁良离开重庆前见到了蒋介石，蒋要他带口信给冈村：
1．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2．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
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3．望互相尽力克制行动。
蒋介石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因为他一贯认为只有中日两国合作，才能抵制苏联和亚洲**势力。但碍于开罗会议上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允诺，又不能再深说什么。冈村听了这一口信，认为蒋的意见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一无所知。加之从1941年7月以来一直未回国，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甚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蒋介石当时所讲确是真心话，实际上他已想到了日本被打败之后的事，想得很周到，是想尽量使日本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已尝到了两线作战的苦果，也意识到真正会置它于死地的对手是美国，而自恃实力强大的美国是不会于战争中途且胜利在望之际，坐下来与它谈判什么停战问题的。它只能幻想通过“1号作战”的军事打击，再作些让步，或许能拆散中美联盟，先结束中国战争，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但明鉴利害的蒋介石已明确告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日本却未怎么在意，“作了许多无谓的事”。冈村战后追忆，“凡是在开罗会议以后对重庆做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效。事后想，我方真是不识时务，太不了解情况了”。
同年3月4日，何应钦派遣使者余万青至南京，冈村没有出面，只是派一个叫延原的参谋与之晤谈，并将一封信转交给何应钦。事后冈村说，这封信写了些什么忘记了，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一般问候性言语。
小矶内阁虽将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冈村宁次，“但急于谈判的阁员绪方竹虎等人却在东京直接进行所谓缨斌工作，其实缨斌与重庆有密切联系之说，纯属谎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他见东京方面在究竟由谁来主持这项工作上变来变去，没有一定之规，重庆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也没有妥协的意思，便索性将此事不了了之。
就在日本对重庆工作一筹莫展之际，冈村接到了大本营的新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企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
这个指令虽仍认为冈村的注意力还应主要放在东部沿海，但“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一语，实际上是最小限度地承认了进攻四川方案的实施。为此，冈村袜马厉兵又要准备新的军事进攻了，他的主攻目标是湘西。欲知详情，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