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南昌攻坚（2/2）
南下，南昌方面此时仅有第139师在城北的乐化布防，城内只有非正规的保安队，犹如一座空城，危如累卵。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见情形不对，令高荫槐第1集团军（辖第58、60军）及俞济时第74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并令罗卓英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7天，俟等候援军到达乐化、安义之线。但是，刘多荃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已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事实是，滩溪于21日就已弃守。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潦河东岸退走。军委会桂林行营令第3战区，将所辖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守东乡、进贤地区的第102师、16师拨归罗卓英指令。令第1集团军、第70军、第74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侧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罗卓英遵命调部队至万家埠、安义、靖安一带布防，但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的坦克联队就一鼓作气地冲垮了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于23日占领了安义，24日占领了万家埠和奉新。
看来冈村组编坦克集群单独进攻的这一超前战术，确实奏效。冈村在部队开始攻击的半个月之前，曾交给石井大佐一个紧急课题：“坦克联队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进120公里。”于是，冈村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坦克联队第一次目标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间的主要道路交叉点）中**阵地”。石井占领奉新后，坦克的燃料用完了，冈村又命令用运输机低空投掷小汽油桶，及时为石井的近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补充了燃料。
石井坦克联队得到补给后，又从奉新向高安方向进发，阻击前来增援的第1集团军等部西进。而第101、106师团的主力则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中方在乐化等地构筑好的强固国防工事，冲向南昌腹部，仅留下部分人阻击牵制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队。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罗卓英见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一直与日军相持于涂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急令该军即刻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城内，而下边的部队尚未开到，只好紧急动员城内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晨，日军进抵大城，与刚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当日上午，日军骑兵百余、坦克一队冲入牛行，兵临南昌城下，与第102师交战于赣江边，并向中正桥冲击。当此危机之急，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但第32军仅有两营官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西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此时，奉命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师、第79师还停留在东乡、进贤，离南昌尚有数日之遥。而第1集团军和第74军强行军东进也无济于事。3月27日，第74军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大城附近的祥符观，第1集团军的前锋则在高安以南的灰埠。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抢夺来的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逐层巷战，直至深夜始撤离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浙赣铁路。
话说两边。在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的武宁地区也发生激烈战斗。就在3月20日那一天，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第101、第106两个特设师团主攻南昌方面，由箬溪进犯武宁，实行牵制作战。防守武宁一带的中**队是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的第78、第72军，总共有4个军，由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当日拂晓，日第6师团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家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武宁东北方），21日另以一部渡过修水河攻打第78军阵地。薛岳令王陵基进行反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但中**队稳住了阵脚，第15师、第3师还击退了日军两个大队，克服了加白老山南麓的棺材山、望人脑阵地。王陵基并令第8军分成若干支队向南浔线日军的后背扰袭游击。
24日，日第6师团全力反扑，第73军因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该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稻叶师团长乘机挥兵猛进，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军向西后撤。接着，又经过几日苦战，日第6师团击败了王陵基指挥的4个军中国部队，于29日拂晓占领了武宁。从而保障了第101、第106师团在南下进攻南昌时，西北侧后方的安全。
从3月20日傍晚日军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作战的天数上，恰如冈村战前的估计。
冈村经常训戒部下：“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使敌人先在心理上丧失抵抗意志，才会减少作战的天数和牺牲。”南昌作战中中**队的伤亡，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记录为：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被俘10566人。总计损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
但是，对这个让人觉得日军的伤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冈村还认为统计有误，据他说：“我第11军各进攻部队，此役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1／4。”在其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又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南昌作战开始前，军经理部长冈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去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谢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
不论冈村是否缩小了自己的损失，但每次交战中，中**队的伤亡率总是远远高于日军，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不争之事实。武汉会战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个师，日军有多少？这次南昌作战，中国第9、第3战区先后投入30多个师，而日军主攻和担任牵制任务的无非是3个多师团，其中两个是在日军中战力相对较弱的特设师团。
国民党嫡系及杂牌等中**队，是在国内战争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一次次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协同的战术进行攻防时，中**队才发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二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可见。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旧中国，经常保持着数百万大军，虽官兵物质保障微薄，但也毕竟耗掉了相当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谁，谁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唤，军队成了一些人升官晋位、讨生活的场所，而御敌的职能何在呢？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实际上那一时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弃地撤走。
再者说，中**队战斗力不强，仅仅是蒋介石所说的将领无能的原因吗？显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积淀，以及统治者长期的顺民教育和蔑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力，结果是顺民有了，人却麻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电影银幕上日兵砍中国人的头，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愤言汉民族精神状态之麻木，从此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民的精神。无独有偶，翻阅南京大屠杀等多宗惨案的资料和照片，常发现百十个日本兵竟能很快“处理”掉上万名中国战俘。那么多青壮年汉子明知难逃一死，居然能看着同伴们分批被投进坑内活埋或劈刺、砍头；他们一队队地轮候着，竟还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让那些日本兵杀得如此麻利、顺当。在欧洲，希特勒大批量“处理”犹太人，还须在围着电网、戒备森严的集中营里靠不直接面对面的诱骗投毒方式来实施，而日本兵屠杀众多的中国战俘、平民，往往只简单地找个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对面地下手。凄惨啊，悲哀！然而这却是当时的事实。如今，我们在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队残忍暴行的同时，是否应再深入寻找和思考一下那时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个民族只有战胜了自身的弱点，才会腾飞。
迈向新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和悲哀重演。
书归正传。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各级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冈村也洋洋得意。接着，他又在德安战斗指挥所里，部署其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驻扎于城西远郊。逗留几天部署完毕后，“军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轻型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汉。在军司令部匆匆庆贺了一下，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冈村宁次以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岂料，蒋介石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四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以及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再统一由罗卓英指挥重新夺回南昌。从4月22日反攻全面展开，至5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个多月，除使第32集团军所属的第29军军长陈宝安将军丧生于南昌城下和攻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中**队的4个集团军辖下的10余个军，始终没能夺回南昌城。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这次彻底地给冈村争回了面子，攻得凶猛、守的顽强，冈村事后报请华中派遣军对这两个师团“传令嘉奖”。
其实，对中**队这次反攻南昌，冈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自返回武汉后，他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又开始策划一轮新的进攻行动。欲知内中详情，请听下章分说。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见情形不对，令高荫槐第1集团军（辖第58、60军）及俞济时第74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并令罗卓英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7天，俟等候援军到达乐化、安义之线。但是，刘多荃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已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事实是，滩溪于21日就已弃守。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潦河东岸退走。军委会桂林行营令第3战区，将所辖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守东乡、进贤地区的第102师、16师拨归罗卓英指令。令第1集团军、第70军、第74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侧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罗卓英遵命调部队至万家埠、安义、靖安一带布防，但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的坦克联队就一鼓作气地冲垮了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于23日占领了安义，24日占领了万家埠和奉新。
看来冈村组编坦克集群单独进攻的这一超前战术，确实奏效。冈村在部队开始攻击的半个月之前，曾交给石井大佐一个紧急课题：“坦克联队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进120公里。”于是，冈村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坦克联队第一次目标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间的主要道路交叉点）中**阵地”。石井占领奉新后，坦克的燃料用完了，冈村又命令用运输机低空投掷小汽油桶，及时为石井的近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补充了燃料。
石井坦克联队得到补给后，又从奉新向高安方向进发，阻击前来增援的第1集团军等部西进。而第101、106师团的主力则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中方在乐化等地构筑好的强固国防工事，冲向南昌腹部，仅留下部分人阻击牵制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队。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罗卓英见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一直与日军相持于涂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急令该军即刻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城内，而下边的部队尚未开到，只好紧急动员城内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晨，日军进抵大城，与刚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当日上午，日军骑兵百余、坦克一队冲入牛行，兵临南昌城下，与第102师交战于赣江边，并向中正桥冲击。当此危机之急，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但第32军仅有两营官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西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此时，奉命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师、第79师还停留在东乡、进贤，离南昌尚有数日之遥。而第1集团军和第74军强行军东进也无济于事。3月27日，第74军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大城附近的祥符观，第1集团军的前锋则在高安以南的灰埠。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抢夺来的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逐层巷战，直至深夜始撤离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浙赣铁路。
话说两边。在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的武宁地区也发生激烈战斗。就在3月20日那一天，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第101、第106两个特设师团主攻南昌方面，由箬溪进犯武宁，实行牵制作战。防守武宁一带的中**队是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的第78、第72军，总共有4个军，由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当日拂晓，日第6师团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家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武宁东北方），21日另以一部渡过修水河攻打第78军阵地。薛岳令王陵基进行反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但中**队稳住了阵脚，第15师、第3师还击退了日军两个大队，克服了加白老山南麓的棺材山、望人脑阵地。王陵基并令第8军分成若干支队向南浔线日军的后背扰袭游击。
24日，日第6师团全力反扑，第73军因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该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稻叶师团长乘机挥兵猛进，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军向西后撤。接着，又经过几日苦战，日第6师团击败了王陵基指挥的4个军中国部队，于29日拂晓占领了武宁。从而保障了第101、第106师团在南下进攻南昌时，西北侧后方的安全。
从3月20日傍晚日军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作战的天数上，恰如冈村战前的估计。
冈村经常训戒部下：“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使敌人先在心理上丧失抵抗意志，才会减少作战的天数和牺牲。”南昌作战中中**队的伤亡，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记录为：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被俘10566人。总计损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
但是，对这个让人觉得日军的伤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冈村还认为统计有误，据他说：“我第11军各进攻部队，此役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1／4。”在其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又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南昌作战开始前，军经理部长冈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去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谢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
不论冈村是否缩小了自己的损失，但每次交战中，中**队的伤亡率总是远远高于日军，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不争之事实。武汉会战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个师，日军有多少？这次南昌作战，中国第9、第3战区先后投入30多个师，而日军主攻和担任牵制任务的无非是3个多师团，其中两个是在日军中战力相对较弱的特设师团。
国民党嫡系及杂牌等中**队，是在国内战争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一次次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协同的战术进行攻防时，中**队才发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二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可见。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旧中国，经常保持着数百万大军，虽官兵物质保障微薄，但也毕竟耗掉了相当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谁，谁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唤，军队成了一些人升官晋位、讨生活的场所，而御敌的职能何在呢？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实际上那一时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弃地撤走。
再者说，中**队战斗力不强，仅仅是蒋介石所说的将领无能的原因吗？显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积淀，以及统治者长期的顺民教育和蔑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力，结果是顺民有了，人却麻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电影银幕上日兵砍中国人的头，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愤言汉民族精神状态之麻木，从此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民的精神。无独有偶，翻阅南京大屠杀等多宗惨案的资料和照片，常发现百十个日本兵竟能很快“处理”掉上万名中国战俘。那么多青壮年汉子明知难逃一死，居然能看着同伴们分批被投进坑内活埋或劈刺、砍头；他们一队队地轮候着，竟还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让那些日本兵杀得如此麻利、顺当。在欧洲，希特勒大批量“处理”犹太人，还须在围着电网、戒备森严的集中营里靠不直接面对面的诱骗投毒方式来实施，而日本兵屠杀众多的中国战俘、平民，往往只简单地找个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对面地下手。凄惨啊，悲哀！然而这却是当时的事实。如今，我们在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队残忍暴行的同时，是否应再深入寻找和思考一下那时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个民族只有战胜了自身的弱点，才会腾飞。
迈向新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和悲哀重演。
书归正传。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各级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冈村也洋洋得意。接着，他又在德安战斗指挥所里，部署其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驻扎于城西远郊。逗留几天部署完毕后，“军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轻型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汉。在军司令部匆匆庆贺了一下，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冈村宁次以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岂料，蒋介石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四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以及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再统一由罗卓英指挥重新夺回南昌。从4月22日反攻全面展开，至5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个多月，除使第32集团军所属的第29军军长陈宝安将军丧生于南昌城下和攻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中**队的4个集团军辖下的10余个军，始终没能夺回南昌城。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这次彻底地给冈村争回了面子，攻得凶猛、守的顽强，冈村事后报请华中派遣军对这两个师团“传令嘉奖”。
其实，对中**队这次反攻南昌，冈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自返回武汉后，他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又开始策划一轮新的进攻行动。欲知内中详情，请听下章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