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改善形象”（1/2）
兽军暴行鬼神惊，奸淫烧杀无人性；
改善形象称“爱民”，有所收敛手段精。
说起日本侵略军的“形象”，曾遭其蹂躏的中国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齿，众口一辞：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
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在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半年前，华中派遣军的前身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随即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烧、杀、抢、奸活动，制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当时，日本列岛上至天皇、下至贩夫走卒，一片“膺惩中国”的狂嚣，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的命令。我堂堂中华文化曾促进、甚至说哺育过日本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不知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丧心病狂的对待！
就是那个第6师团，是日军首先进入南京城区的部队。转天14日，日军后续部队大量拥入城内。他们首先在燕子矶，对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逃离难民10余万人，用机枪狂扫滥射，悉数杀死。然后在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中山路、国府路等，将多年来建设的楼堂馆舍纵火焚烧为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数十辆来回载运，运往雨花台斩首者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五台山活活烧死者也不下3万之众。此外，集体枪毙、当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动辄成百上千。根据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虏”指示，日军肆意残杀战俘。据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记述：其佐佐木旅团“处理”俘虏15000人；守备太平门第三中队“处理”了竟达13000人。仙鹤门附近集结了七八千名俘虏，因为很难找到能容纳这么多人尸体的壕沟，于是决定把他们“按一二百人分开，诱到适当地方处理”。
大屠杀中，日本兽军采用的杀人方法花样之多，其状之惨，世所罕见。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兽军为取乐而进行的杀人比赛。有两个日本少尉，一个名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游戏，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中国人最多，多即为胜利者。杀人的办法是用刀劈，两人在大街小巷里见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两半。当两人杀到百人时，相约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对东方，向他们的圣上举行“遥拜礼”，并为“宝刀”祝捷。最后细一统计，其中一人共杀106人，另一人杀了105人。因为相差无几，决定这次不分胜负，下次再见输赢。以上事实，决非妄言，是东京《日日新闻》正式披露并予“夸赞”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兽军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奸淫妇女。南京惨案中，日军奸淫妇女之多打破世界军事侵略史上的历次纪录，因此有人把南京惨案也称为“南京大强奸事件”。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目击者作证时说：“日本兵对女人之嗜好，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法庭最后认定的数字是2万起左右，而实际上受害者远不止此数。
特别是日军官兵的强奸罪恶，是同杀人连在一起的。多数是好后再杀。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余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杀；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被日兵13人**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少女后，复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侣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在沦陷期间，即使住在“国际安全区”的妇女，也有许多人被抓走，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之用……
够了，这种沾着中华民族血泪和耻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过多地书写。但是，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日本法西斯军队是一伙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的文明公敌。它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给自己树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引起了国际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政府一面对外百般抵赖、死不认帐，一面又在侵华部队内部，进行了所谓“整饬军纪”和调整人事的活动。松井石根大将、两个在大屠杀中最凶残师团的主官——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被先后调离所在部队，有的还转为了预备役。
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其司令部最初便设在南京。在那里，他看到已被日军占领半年多时间的这座城市，市容还是那么萧条和荒凉，从市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一见了日军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据他多年带兵的经验，只要一看当地居民的表情是否惊恐，就可以判断其军队的纪律了。他在北满驻扎和回东京受命期间，也曾闻知了国际舆论对日军的谴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已由畑俊六担任，第6师团也由稻叶代替了谷寿夫，但是这个师团还是属于第11军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担心这群来自南九州的官兵给他惹麻烦，对于皇军征服中国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军司令官职权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该师团巡视。
“7月18日，我访问了第6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据他讲，该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于是，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
训示中，他首先夸赞第6师团在皇军里是有名的精锐师团，在进攻南京的时候，首先攻进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会载人皇军辉煌的史册。然后话题一转：“我军要完成圣战的使命，一定要发扬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顿军风纪。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也要改变。敌人被俘以后，第一线部队不能借口给养困难，养成杀俘虏的习惯。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据被俘的敌军军官说，被日军俘虏就要被杀掉，后退就被督战者杀掉，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一条路。这对皇军是不利的。如果继续杀害俘虏，实际上就是增强敌人的抵抗力。我并不爱敌人，也不喜欢俘虏，但是为了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我军应该改变对俘虏的态度。同样的，对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欢他们，特别是敢于反抗我们的老百姓，我也和你们一样憎恨他们。可仅仅憎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们不帮助敌人，归顺皇军，进而帮助皇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
改善形象称“爱民”，有所收敛手段精。
说起日本侵略军的“形象”，曾遭其蹂躏的中国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齿，众口一辞：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
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在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半年前，华中派遣军的前身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随即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烧、杀、抢、奸活动，制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当时，日本列岛上至天皇、下至贩夫走卒，一片“膺惩中国”的狂嚣，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的命令。我堂堂中华文化曾促进、甚至说哺育过日本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不知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丧心病狂的对待！
就是那个第6师团，是日军首先进入南京城区的部队。转天14日，日军后续部队大量拥入城内。他们首先在燕子矶，对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逃离难民10余万人，用机枪狂扫滥射，悉数杀死。然后在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中山路、国府路等，将多年来建设的楼堂馆舍纵火焚烧为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数十辆来回载运，运往雨花台斩首者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五台山活活烧死者也不下3万之众。此外，集体枪毙、当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动辄成百上千。根据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虏”指示，日军肆意残杀战俘。据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记述：其佐佐木旅团“处理”俘虏15000人；守备太平门第三中队“处理”了竟达13000人。仙鹤门附近集结了七八千名俘虏，因为很难找到能容纳这么多人尸体的壕沟，于是决定把他们“按一二百人分开，诱到适当地方处理”。
大屠杀中，日本兽军采用的杀人方法花样之多，其状之惨，世所罕见。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兽军为取乐而进行的杀人比赛。有两个日本少尉，一个名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游戏，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中国人最多，多即为胜利者。杀人的办法是用刀劈，两人在大街小巷里见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两半。当两人杀到百人时，相约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对东方，向他们的圣上举行“遥拜礼”，并为“宝刀”祝捷。最后细一统计，其中一人共杀106人，另一人杀了105人。因为相差无几，决定这次不分胜负，下次再见输赢。以上事实，决非妄言，是东京《日日新闻》正式披露并予“夸赞”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兽军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奸淫妇女。南京惨案中，日军奸淫妇女之多打破世界军事侵略史上的历次纪录，因此有人把南京惨案也称为“南京大强奸事件”。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目击者作证时说：“日本兵对女人之嗜好，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法庭最后认定的数字是2万起左右，而实际上受害者远不止此数。
特别是日军官兵的强奸罪恶，是同杀人连在一起的。多数是好后再杀。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余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杀；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被日兵13人**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少女后，复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侣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在沦陷期间，即使住在“国际安全区”的妇女，也有许多人被抓走，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之用……
够了，这种沾着中华民族血泪和耻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过多地书写。但是，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日本法西斯军队是一伙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的文明公敌。它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给自己树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引起了国际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政府一面对外百般抵赖、死不认帐，一面又在侵华部队内部，进行了所谓“整饬军纪”和调整人事的活动。松井石根大将、两个在大屠杀中最凶残师团的主官——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被先后调离所在部队，有的还转为了预备役。
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其司令部最初便设在南京。在那里，他看到已被日军占领半年多时间的这座城市，市容还是那么萧条和荒凉，从市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一见了日军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据他多年带兵的经验，只要一看当地居民的表情是否惊恐，就可以判断其军队的纪律了。他在北满驻扎和回东京受命期间，也曾闻知了国际舆论对日军的谴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已由畑俊六担任，第6师团也由稻叶代替了谷寿夫，但是这个师团还是属于第11军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担心这群来自南九州的官兵给他惹麻烦，对于皇军征服中国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军司令官职权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该师团巡视。
“7月18日，我访问了第6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据他讲，该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于是，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
训示中，他首先夸赞第6师团在皇军里是有名的精锐师团，在进攻南京的时候，首先攻进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会载人皇军辉煌的史册。然后话题一转：“我军要完成圣战的使命，一定要发扬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顿军风纪。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也要改变。敌人被俘以后，第一线部队不能借口给养困难，养成杀俘虏的习惯。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据被俘的敌军军官说，被日军俘虏就要被杀掉，后退就被督战者杀掉，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一条路。这对皇军是不利的。如果继续杀害俘虏，实际上就是增强敌人的抵抗力。我并不爱敌人，也不喜欢俘虏，但是为了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我军应该改变对俘虏的态度。同样的，对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欢他们，特别是敢于反抗我们的老百姓，我也和你们一样憎恨他们。可仅仅憎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们不帮助敌人，归顺皇军，进而帮助皇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