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内乱升官（2/2）
赶往参谋本部。但兵变部队已包围和封锁了位于三宅坂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这些地方的大门口架上机枪，并对通向这里的各个路口设立哨卡，禁止通行，违者即予射杀。冈村见去不成了，只好从四谷坂町乘公共汽车到鞠町的宪兵队机关大楼，在那里与杉山元中将、喜多诚一大佐等人组成了临时参谋本部。数小时后，临时参谋本部召开部、课长会议，冈村和石原莞尔作战课长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但是，一些陆军高层人物，如荒木、真崎两位大将及警备司令香椎中将等，内心赞同兵变部队提出的目标，主张以“训戒”和“劝导”的方针来处理，连“叛乱”一词都诲之应用。川岛陆相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来就是发动这次兵变的“皇道派”军人的挂帅人物。自30年代初以来，日军部分少壮军人聚集在荒本周围，形成所谓“皇道派”。他们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主张通过黩武军人的武装政变，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这一派的领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1932年少壮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枪杀首相犬养毅起，该派青年军官又谋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以下剋上、犯纪作乱的风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陆相职务，转任最高军事参议的闲职，这次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军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见，他与兵变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赏的干将，他能得到关东军副参谋长及现在的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职位，即得益于他俩的力荐。但是，冈村虽然认为有进行“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满洲国作为首要任务，要稳定国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不应急于进行国家改造”，特别是近年来下级军官屡次制造兵变，“损害了军队的名声，削弱了首脑部门的统制力”。所以，事件发生后，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开始即明确斥责兵变者为一叛乱之徒”。
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一直因病休养，本部工作由副总长杉山元中将主持，他与冈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为几年来，内阁大臣10几个遇刺，包括个别军队将领也有被暗杀的，而刺客都是激进的日军少壮军官，弄得日本国上上下下一谈起军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这种暴力手段推动着称霸世界国策的运行，军界高层人士嘴上不说，心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青年军官身上这种非理性力量又让每一个高层官员，哪怕是军界高级军官睡不成安稳觉。因此，这次“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以杉山元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不能再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裕仁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呢？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川岛陆相按兵变部队头目的要求，进宫面见天皇。他将情况禀奏天皇，并将兵变者要求的书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阅毕，半天才开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归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
日本的臣民们视天皇为神。每个日本人在孩提时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则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则没有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服从与尽义务。神的臣民们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说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将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轻易说话表态。无论是御前会议上，还是临时向他禀奏的人，只能从其几乎毫无表情、含糊其词的半截话中，猜测天皇的意图。
这次川岛禀奏事件经过，天皇使用了“叛乱”一词来定其性质，跟以往发生此类事件时相比，已经是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了。但究竟是剿还是抚，天皇不给你拿主意，再追问下去就属于干扰圣驾，是做臣子的不懂规矩了。川岛本来内心就有些赞同兵变头目提出的要求，这次上奏，天皇又没有说非镇压不可，于是更倾向于以安抚为主。
东京街头的秩序越来越乱。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镇压手段的杉山元参见天皇，报告了外面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终于得到了镇压的明确口谕，即以参谋总长载仁的名义下达戒严令，部署武力解决的方案。
从27日天皇明确裁决使用镇压手段时起，冈村便整日呆在宪兵队机关大楼内，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课长们制定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参加兵变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数不少，而且来自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事件发生在首都市区，他们占据的又是枢要位置，离皇宫很近，打起来难免要惊扰圣驾。这诸多不利，使冈村等拟制计划者，绞尽了脑汁。
再说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将，仍想避免对兵变部队开战，他们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军来人到宪兵队机关大楼——临时参谋本部谈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辉大尉和竹岛继夫中尉如约前来，他们觉得陆军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便声言：
“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区。”
川岛等3位大将向他们平和地指出其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为免遭杀身之祸应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并表示完全理解参与起事官兵们的动机，他们和这些起事的官兵是一样追求昭和维新、国家利益的，荒木和真崎讲了30分钟。3名尉官听完，感到平常他们所崇拜的人物态度有了变化，但气头上仍然坚决表示：“没有结果，决不撤离。”谈判没有进展。
得知叛军顽固坚持和军方上层仍在犹豫，天皇非常生气。裕仁毕竟考虑得深远些，由于少壮军人一再犯上作乱，已经闹得社会上人心惶惶，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弄得过分反而会干扰国策的实施。于是，天皇毫不含糊地告诉军部：“如果你们不能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带兵去打他们。”28日凌晨，天皇还传下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自的部队营地去，如果在次日（29日）晨8时前仍继续坚持者，将被视作逆贼而杀无赦。
天皇敕令发表后，兵变部队内部开始动摇。大部分官兵已心无斗志，但仍有少部分人认为敕令是圣上周围的奸臣伪造的，拒绝撤离。
2月29日上午6时，陆军省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制造骚乱的叛军。”
从8时开始，山下、冈村等人分别指挥部队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官兵基本上未作抵抗，纷纷放下武器。这时，冈村宁次“作为先遣，9时半经樱田门到参谋本部，慰问事件发生后被扣留在那里的官兵，尔后直接到了陆相官邸”。陆相官邸几天来，一直是叛军的指挥部。叛军头目之一的矶部浅一，在其后来所著的《狱中遗书》中回忆说，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收复陆相官邸后，“他们如胜利者喧闹，军官和宪兵们在官邸内穿梭往来。这时，我等来到大厅，在此取下手枪及其他武器。山下、冈村少将命令将我们收容在第2接待室里”。接着，冈村来到这里向他们训话，希望叛军头目为武士道的荣誉而自裁。冈村在当晚记日记时写道：“在我不断催促下，有5名叛军军官表示要自杀，接着又陆续叫来了几名，也希望他们自杀。”
冈村这一手是够阴毒的，逼迫兵变头目们自杀，既可以在民众中维护日本军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形象，又免得日后审判时，这些少壮军人在舆论面前披露事件发生的渊源起因，造成新一轮的军内派系纷争。但宪兵司令觉得冈村这样做过于残忍，以提醒他“不要侵越宪兵队的职权”为由，及时制止了。结果，叛军头目中只有野中四郎和井出宣时2人，在宪兵司令没到来之前饮弹自尽。
不久，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有123人被起诉，审判结果：军官13名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军界上层也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第1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因负有对其部属官兵管教不严之责而被免职；与这次事件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等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当然，这些人有些后来又东山再起，重新走到日本军界、政界的前台，这是后话。
有人遭贬，就有人荣升。由于冈村宁次在“二二六事件”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所以他虽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荒木和真崎的亲信，但没有像小(口克)敏四郎那样不识时务跟得过紧，因而在那些大将们遭贬的同时，冈村被晋升为中将。与他资历相同的“三羽鸟”之一小(口克)敏四郎，却在“整肃人事”中被解职，转为预备役少将。而且，因第2师团长梅津美治郎调往陆军省，军部竟打破新晋升的中将不满一年无资格担任师团长的规定，破格将刚晋升中将衔的冈村任命为第2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整个日本陆军直到1937年上半年，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
3月底，冈村到该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仙台走马上任。与前任梅津美次郎交接完工作后，他又深入到下属各旅团、联队巡视了数月，考察和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这时，已到了1936年夏季。
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自义勇军在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被日军镇压下去后，沉寂了几年。从1936年起，在**直接领导下，随着“抗联”的成立，东北的抗日运动再度高涨，“满洲国”的“治安状况又呈紊乱态势”。第2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因而，日本决定增派第2师团赴满洲。从1936年夏季开始，冈村宁次再度做侵华出征前的准备。同时，他还想在率部队出发前，解决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以免去东京家里的后顾之忧。再娶的新娘是谁？婚礼的场面如何？且看下章细说。
但是，一些陆军高层人物，如荒木、真崎两位大将及警备司令香椎中将等，内心赞同兵变部队提出的目标，主张以“训戒”和“劝导”的方针来处理，连“叛乱”一词都诲之应用。川岛陆相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来就是发动这次兵变的“皇道派”军人的挂帅人物。自30年代初以来，日军部分少壮军人聚集在荒本周围，形成所谓“皇道派”。他们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主张通过黩武军人的武装政变，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这一派的领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1932年少壮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枪杀首相犬养毅起，该派青年军官又谋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以下剋上、犯纪作乱的风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陆相职务，转任最高军事参议的闲职，这次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军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见，他与兵变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赏的干将，他能得到关东军副参谋长及现在的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职位，即得益于他俩的力荐。但是，冈村虽然认为有进行“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满洲国作为首要任务，要稳定国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不应急于进行国家改造”，特别是近年来下级军官屡次制造兵变，“损害了军队的名声，削弱了首脑部门的统制力”。所以，事件发生后，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开始即明确斥责兵变者为一叛乱之徒”。
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一直因病休养，本部工作由副总长杉山元中将主持，他与冈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为几年来，内阁大臣10几个遇刺，包括个别军队将领也有被暗杀的，而刺客都是激进的日军少壮军官，弄得日本国上上下下一谈起军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这种暴力手段推动着称霸世界国策的运行，军界高层人士嘴上不说，心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青年军官身上这种非理性力量又让每一个高层官员，哪怕是军界高级军官睡不成安稳觉。因此，这次“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以杉山元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不能再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裕仁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呢？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川岛陆相按兵变部队头目的要求，进宫面见天皇。他将情况禀奏天皇，并将兵变者要求的书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阅毕，半天才开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归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
日本的臣民们视天皇为神。每个日本人在孩提时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则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则没有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服从与尽义务。神的臣民们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说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将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轻易说话表态。无论是御前会议上，还是临时向他禀奏的人，只能从其几乎毫无表情、含糊其词的半截话中，猜测天皇的意图。
这次川岛禀奏事件经过，天皇使用了“叛乱”一词来定其性质，跟以往发生此类事件时相比，已经是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了。但究竟是剿还是抚，天皇不给你拿主意，再追问下去就属于干扰圣驾，是做臣子的不懂规矩了。川岛本来内心就有些赞同兵变头目提出的要求，这次上奏，天皇又没有说非镇压不可，于是更倾向于以安抚为主。
东京街头的秩序越来越乱。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镇压手段的杉山元参见天皇，报告了外面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终于得到了镇压的明确口谕，即以参谋总长载仁的名义下达戒严令，部署武力解决的方案。
从27日天皇明确裁决使用镇压手段时起，冈村便整日呆在宪兵队机关大楼内，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课长们制定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参加兵变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数不少，而且来自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事件发生在首都市区，他们占据的又是枢要位置，离皇宫很近，打起来难免要惊扰圣驾。这诸多不利，使冈村等拟制计划者，绞尽了脑汁。
再说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将，仍想避免对兵变部队开战，他们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军来人到宪兵队机关大楼——临时参谋本部谈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辉大尉和竹岛继夫中尉如约前来，他们觉得陆军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便声言：
“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区。”
川岛等3位大将向他们平和地指出其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为免遭杀身之祸应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并表示完全理解参与起事官兵们的动机，他们和这些起事的官兵是一样追求昭和维新、国家利益的，荒木和真崎讲了30分钟。3名尉官听完，感到平常他们所崇拜的人物态度有了变化，但气头上仍然坚决表示：“没有结果，决不撤离。”谈判没有进展。
得知叛军顽固坚持和军方上层仍在犹豫，天皇非常生气。裕仁毕竟考虑得深远些，由于少壮军人一再犯上作乱，已经闹得社会上人心惶惶，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弄得过分反而会干扰国策的实施。于是，天皇毫不含糊地告诉军部：“如果你们不能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带兵去打他们。”28日凌晨，天皇还传下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自的部队营地去，如果在次日（29日）晨8时前仍继续坚持者，将被视作逆贼而杀无赦。
天皇敕令发表后，兵变部队内部开始动摇。大部分官兵已心无斗志，但仍有少部分人认为敕令是圣上周围的奸臣伪造的，拒绝撤离。
2月29日上午6时，陆军省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制造骚乱的叛军。”
从8时开始，山下、冈村等人分别指挥部队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官兵基本上未作抵抗，纷纷放下武器。这时，冈村宁次“作为先遣，9时半经樱田门到参谋本部，慰问事件发生后被扣留在那里的官兵，尔后直接到了陆相官邸”。陆相官邸几天来，一直是叛军的指挥部。叛军头目之一的矶部浅一，在其后来所著的《狱中遗书》中回忆说，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收复陆相官邸后，“他们如胜利者喧闹，军官和宪兵们在官邸内穿梭往来。这时，我等来到大厅，在此取下手枪及其他武器。山下、冈村少将命令将我们收容在第2接待室里”。接着，冈村来到这里向他们训话，希望叛军头目为武士道的荣誉而自裁。冈村在当晚记日记时写道：“在我不断催促下，有5名叛军军官表示要自杀，接着又陆续叫来了几名，也希望他们自杀。”
冈村这一手是够阴毒的，逼迫兵变头目们自杀，既可以在民众中维护日本军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形象，又免得日后审判时，这些少壮军人在舆论面前披露事件发生的渊源起因，造成新一轮的军内派系纷争。但宪兵司令觉得冈村这样做过于残忍，以提醒他“不要侵越宪兵队的职权”为由，及时制止了。结果，叛军头目中只有野中四郎和井出宣时2人，在宪兵司令没到来之前饮弹自尽。
不久，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有123人被起诉，审判结果：军官13名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军界上层也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第1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因负有对其部属官兵管教不严之责而被免职；与这次事件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等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当然，这些人有些后来又东山再起，重新走到日本军界、政界的前台，这是后话。
有人遭贬，就有人荣升。由于冈村宁次在“二二六事件”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所以他虽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荒木和真崎的亲信，但没有像小(口克)敏四郎那样不识时务跟得过紧，因而在那些大将们遭贬的同时，冈村被晋升为中将。与他资历相同的“三羽鸟”之一小(口克)敏四郎，却在“整肃人事”中被解职，转为预备役少将。而且，因第2师团长梅津美治郎调往陆军省，军部竟打破新晋升的中将不满一年无资格担任师团长的规定，破格将刚晋升中将衔的冈村任命为第2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整个日本陆军直到1937年上半年，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
3月底，冈村到该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仙台走马上任。与前任梅津美次郎交接完工作后，他又深入到下属各旅团、联队巡视了数月，考察和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这时，已到了1936年夏季。
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自义勇军在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被日军镇压下去后，沉寂了几年。从1936年起，在**直接领导下，随着“抗联”的成立，东北的抗日运动再度高涨，“满洲国”的“治安状况又呈紊乱态势”。第2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因而，日本决定增派第2师团赴满洲。从1936年夏季开始，冈村宁次再度做侵华出征前的准备。同时，他还想在率部队出发前，解决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以免去东京家里的后顾之忧。再娶的新娘是谁？婚礼的场面如何？且看下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