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赴任关东军（1/2）
肩负使命赴东北，掌握实权来“剿匪”；
白山黑水抗日火，暂时沉寂冈村美。
话说冈村宁次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1932年8月19日抵达奉天。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日军中的规格还不高，其司令官一般由中将担任。借1932年8月日军机构和人事调整之机，关东军司令部为扩大编制、提高规格，采取了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的体制。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中将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副参谋长。
关东军司令部是片面积庞大的建筑群，房间众多。照理说司令部的几位主要首脑每人单独使用一间办公室是不成问题的，可冈村偏偏要和小矶国昭挤在一间屋里办公，原因何在呢？原来小矶国昭此次来关东军，是被荒木和真崎从东京总部排挤出来的，把他放在这里荒木等人仍不放心，特意嘱冈村宁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尽管冈村多次向人表白什么“在军中繁忙的情况下，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同屋办公是理所当然的”，但关东军上下官位都清楚这是冈村的一项特殊任务，关东军真正的参谋长是冈村宁次，小矶国昭不过是个已失去当时军部实权首脑信任的摆设。
小矶国昭心里明白冈村的使命，并不情愿接受他来做自己的副手，还在冈村的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命未发布时，小矶便找借口私下对冈村说：“你们‘陆士’第16期是陆军的中坚，现在以你的好友永田和小(口克)为首发生分裂迹象。充当这个调停人的非你不可，所以你是绝对不能离开东京的。”
这个借口是冠冕堂皇的。在“陆士”16期的三羽鸟中，冈村宁次是老大哥与和事佬，冈村回忆说：“中、少佐时期永田、小(口克)之间的友情，极为密切，正所谓歃血为盟的同志。我们3人经常在彼此家里集会聚餐和交谈，来往极为密切。永田在教育总监部工作的中、少佐时期与小(口克)之间平安无事，但从大佐时期转入陆军省，大家都任课长以来，由于公务上的接触及关联到部下课员之间意见冲突等原因，以致率意直行的小(口克)和主张明断是非的永田之间在性格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因此，大佐时期后期，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睦的迹象。1932年2月，我由补任课长转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时，曾向荒木陆相和真崎参谋次长建议：最近永田和小(口克)都预定要进级少将，但进级后绝对不要把二人安排在一起工作。因为在一座山上，放置两只性格不同的猛虎是危险的。可后来人事变动的结果，他俩还是被放在了一起，永田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小(口克)任第3部部长。6月份我由上海回东京时，听到了在部长会议上永田和小(口克)已发生激烈争论的消息，我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要是在往常，冈村会认为是老前辈出于对他们“三羽鸟”的关心，而此时冈村党得“他对我去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一要职，似乎是站在反对论的一方”。但是，由于荒木和真崎的力荐，“似乎因为我是所谓的中国通，因而认为我是最适任者”。小矶国昭也只得接受。而且，作为安插在小矶身边的一颗钉子，“我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为向中央部联络或报告，每隔数月就去一趟东京”。实际上是甩开小矶国昭，直接听命于荒木陆相和真崎副总参谋长。军部规定的两人任务分工，也是让小矶去“指导满洲国”，由冈村专门负责关东军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的工作。
冈村来关东军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所谓“匪患猖獗”的局面：“我作为副参谋长先期出发，8月19日到奉天上任，接管工作极为忙碌，甚至连日记也未得好好写。8月26日武藤司令官到任后，决定由我出访第一线各兵团。8月30日访问了锦州方面的第8师团。从9月2日连续4天，巡防了驻在北满的各个兵团，在这4天中，就有3天从飞机上亲眼目睹了3次成群的土匪的活动情况。”
9月2日晨，冈村在“远藤（作战主任）参谋的陪同下，乘小型客机出发，巡视第一线兵团。10时到达洮南，访问了岩田守备队长。午后到达齐齐哈尔，与旅团长、满洲国省长恳谈后在该地住宿。上午离开洮南时，就在洮南近前的开通附近，碰到了成群的土匪。他们看到飞机后就四散逃窜，我觉得有趣，就让驾驶员盘旋了几圈。3日访问了绥化的松木第14师团长，午后到哈尔滨访问了广徽第10师团长，并于该地住宿。这天上午在安达一呼兰之间，从飞机上又看到成群的土匪，但他们从容不迫，似乎知道我们的座机不是轰炸机。4日傍晚到达吉林，访问了多门第2师团后，当晚，宿于该地。5日清晨访问了敦化的长谷部旅团长后，随机将2名重伤军官运往吉林。午后向奉天归航中，又目睹成群土匪在伊通河谷聚集的情况”。
这是冈村宁次上任伊始短短几大内，乘飞机巡视东北从空中俯瞰到的情景。
他所说的土匪，就是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的疯狂侵略立即激起我爱**民的愤怒反抗。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很快也燃遍了辽、吉、黑3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各种名目的义勇军风起云涌，对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
辽宁：1931年10月以后，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陆续建立起来。辽南有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李纯华、项青山的辽南救**。辽东有唐聚伍、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有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北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斌组织的抗日武装。这些义勇军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和地方警政人员。由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关外派出许多政治、军事骨干，而李纯华、项青山、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等部义勇军都接受该会的领导。在张学良的秘密授意下，原东北政权所属的部分武装也奋起抗日，如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市警察局长黄显声所部、奉天市公安督察长熊飞率领的骑兵总队等等。地方民团也有积极抗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西的联庄会。1931年秋冬季节，日军进攻重点在吉、黑两省，辽宁省义勇军的队伍乘机迅速扩大，声势大振。
吉林：吉林省的义勇军是在旧政权主要首脑降日后，军队中爱国官兵自发抵抗日军进犯的形势下成立的。1932年1月，在哈尔滨保卫战前建立的吉林自卫军，即是由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驻守哈尔滨的丁超旅和邢占清旅，以及驻守双城的赵毅旅等爱国官兵组成。2月，吉林步兵第27旅营长王德林等在延吉成立中国国民救**，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官兵以及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也纷纷加入。不到半年时间，救**发展到数万人之众。
黑龙江：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中，黑龙江的义勇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观望后才成立的。在“九一八事变”初期，马占山率爱国将士江桥抗战，曾给进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在马占山降日后，黑省的抗战声浪很快沉寂下来。及至马占山重新抗日，部队的实力已大不如前。1932年10月，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中东路哈满护路军司令、第2旅旅长苏炳文和护路军副司令兼第卫旅旅长张殿九等率部组成东北民众救**，抗日斗争再度高涨起来。
东北义勇军成立初期，爱国旧军人和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后来，大量农民加入了抗日队伍；不少民间秘密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以及某些绿林武装也卷人了抗日的洪流中来。到1932年4月，即伪满洲国建立之初，估计东三省义勇军的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
义勇军兴起后，对东北各处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1932年夏秋季节形成抗日斗争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义勇军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市30次，其中袭击奉天11次，袭击长春6次，烧毁了奉天和哈尔滨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的日本发电所。辽宁的义勇军乘日军进攻北满，南满兵力空虚之机，控制了省内多数县城，日军被迫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县市。关东军承认“确有16个县处于抗日势力控制之下”，“沈海、营口线铁路不通，满铁本线屡遭袭击，夜间运行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于4月收复方正，5月攻克宾县，7月再克榆树，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据日伪方面统计，1932年夏，吉林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抗日活动遍及18个县区。
冈村宁次于1932年夏秋之交来关东军上任，正是东北义勇军势力的高涨时期。他通过对东北各地的实地考察、巡视，感到解决所谓治安问题是首要任务。为此，冈村一方面给军部打报告，要求从国内增派援军；一方面通过伪满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11月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
白山黑水抗日火，暂时沉寂冈村美。
话说冈村宁次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1932年8月19日抵达奉天。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日军中的规格还不高，其司令官一般由中将担任。借1932年8月日军机构和人事调整之机，关东军司令部为扩大编制、提高规格，采取了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的体制。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中将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副参谋长。
关东军司令部是片面积庞大的建筑群，房间众多。照理说司令部的几位主要首脑每人单独使用一间办公室是不成问题的，可冈村偏偏要和小矶国昭挤在一间屋里办公，原因何在呢？原来小矶国昭此次来关东军，是被荒木和真崎从东京总部排挤出来的，把他放在这里荒木等人仍不放心，特意嘱冈村宁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尽管冈村多次向人表白什么“在军中繁忙的情况下，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同屋办公是理所当然的”，但关东军上下官位都清楚这是冈村的一项特殊任务，关东军真正的参谋长是冈村宁次，小矶国昭不过是个已失去当时军部实权首脑信任的摆设。
小矶国昭心里明白冈村的使命，并不情愿接受他来做自己的副手，还在冈村的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命未发布时，小矶便找借口私下对冈村说：“你们‘陆士’第16期是陆军的中坚，现在以你的好友永田和小(口克)为首发生分裂迹象。充当这个调停人的非你不可，所以你是绝对不能离开东京的。”
这个借口是冠冕堂皇的。在“陆士”16期的三羽鸟中，冈村宁次是老大哥与和事佬，冈村回忆说：“中、少佐时期永田、小(口克)之间的友情，极为密切，正所谓歃血为盟的同志。我们3人经常在彼此家里集会聚餐和交谈，来往极为密切。永田在教育总监部工作的中、少佐时期与小(口克)之间平安无事，但从大佐时期转入陆军省，大家都任课长以来，由于公务上的接触及关联到部下课员之间意见冲突等原因，以致率意直行的小(口克)和主张明断是非的永田之间在性格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因此，大佐时期后期，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睦的迹象。1932年2月，我由补任课长转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时，曾向荒木陆相和真崎参谋次长建议：最近永田和小(口克)都预定要进级少将，但进级后绝对不要把二人安排在一起工作。因为在一座山上，放置两只性格不同的猛虎是危险的。可后来人事变动的结果，他俩还是被放在了一起，永田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小(口克)任第3部部长。6月份我由上海回东京时，听到了在部长会议上永田和小(口克)已发生激烈争论的消息，我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要是在往常，冈村会认为是老前辈出于对他们“三羽鸟”的关心，而此时冈村党得“他对我去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一要职，似乎是站在反对论的一方”。但是，由于荒木和真崎的力荐，“似乎因为我是所谓的中国通，因而认为我是最适任者”。小矶国昭也只得接受。而且，作为安插在小矶身边的一颗钉子，“我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为向中央部联络或报告，每隔数月就去一趟东京”。实际上是甩开小矶国昭，直接听命于荒木陆相和真崎副总参谋长。军部规定的两人任务分工，也是让小矶去“指导满洲国”，由冈村专门负责关东军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的工作。
冈村来关东军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所谓“匪患猖獗”的局面：“我作为副参谋长先期出发，8月19日到奉天上任，接管工作极为忙碌，甚至连日记也未得好好写。8月26日武藤司令官到任后，决定由我出访第一线各兵团。8月30日访问了锦州方面的第8师团。从9月2日连续4天，巡防了驻在北满的各个兵团，在这4天中，就有3天从飞机上亲眼目睹了3次成群的土匪的活动情况。”
9月2日晨，冈村在“远藤（作战主任）参谋的陪同下，乘小型客机出发，巡视第一线兵团。10时到达洮南，访问了岩田守备队长。午后到达齐齐哈尔，与旅团长、满洲国省长恳谈后在该地住宿。上午离开洮南时，就在洮南近前的开通附近，碰到了成群的土匪。他们看到飞机后就四散逃窜，我觉得有趣，就让驾驶员盘旋了几圈。3日访问了绥化的松木第14师团长，午后到哈尔滨访问了广徽第10师团长，并于该地住宿。这天上午在安达一呼兰之间，从飞机上又看到成群的土匪，但他们从容不迫，似乎知道我们的座机不是轰炸机。4日傍晚到达吉林，访问了多门第2师团后，当晚，宿于该地。5日清晨访问了敦化的长谷部旅团长后，随机将2名重伤军官运往吉林。午后向奉天归航中，又目睹成群土匪在伊通河谷聚集的情况”。
这是冈村宁次上任伊始短短几大内，乘飞机巡视东北从空中俯瞰到的情景。
他所说的土匪，就是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的疯狂侵略立即激起我爱**民的愤怒反抗。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很快也燃遍了辽、吉、黑3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各种名目的义勇军风起云涌，对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
辽宁：1931年10月以后，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陆续建立起来。辽南有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李纯华、项青山的辽南救**。辽东有唐聚伍、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有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北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斌组织的抗日武装。这些义勇军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和地方警政人员。由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关外派出许多政治、军事骨干，而李纯华、项青山、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等部义勇军都接受该会的领导。在张学良的秘密授意下，原东北政权所属的部分武装也奋起抗日，如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市警察局长黄显声所部、奉天市公安督察长熊飞率领的骑兵总队等等。地方民团也有积极抗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西的联庄会。1931年秋冬季节，日军进攻重点在吉、黑两省，辽宁省义勇军的队伍乘机迅速扩大，声势大振。
吉林：吉林省的义勇军是在旧政权主要首脑降日后，军队中爱国官兵自发抵抗日军进犯的形势下成立的。1932年1月，在哈尔滨保卫战前建立的吉林自卫军，即是由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驻守哈尔滨的丁超旅和邢占清旅，以及驻守双城的赵毅旅等爱国官兵组成。2月，吉林步兵第27旅营长王德林等在延吉成立中国国民救**，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官兵以及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也纷纷加入。不到半年时间，救**发展到数万人之众。
黑龙江：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中，黑龙江的义勇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观望后才成立的。在“九一八事变”初期，马占山率爱国将士江桥抗战，曾给进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在马占山降日后，黑省的抗战声浪很快沉寂下来。及至马占山重新抗日，部队的实力已大不如前。1932年10月，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中东路哈满护路军司令、第2旅旅长苏炳文和护路军副司令兼第卫旅旅长张殿九等率部组成东北民众救**，抗日斗争再度高涨起来。
东北义勇军成立初期，爱国旧军人和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后来，大量农民加入了抗日队伍；不少民间秘密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以及某些绿林武装也卷人了抗日的洪流中来。到1932年4月，即伪满洲国建立之初，估计东三省义勇军的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
义勇军兴起后，对东北各处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1932年夏秋季节形成抗日斗争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义勇军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市30次，其中袭击奉天11次，袭击长春6次，烧毁了奉天和哈尔滨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的日本发电所。辽宁的义勇军乘日军进攻北满，南满兵力空虚之机，控制了省内多数县城，日军被迫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县市。关东军承认“确有16个县处于抗日势力控制之下”，“沈海、营口线铁路不通，满铁本线屡遭袭击，夜间运行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于4月收复方正，5月攻克宾县，7月再克榆树，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据日伪方面统计，1932年夏，吉林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抗日活动遍及18个县区。
冈村宁次于1932年夏秋之交来关东军上任，正是东北义勇军势力的高涨时期。他通过对东北各地的实地考察、巡视，感到解决所谓治安问题是首要任务。为此，冈村一方面给军部打报告，要求从国内增派援军；一方面通过伪满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11月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