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锣敲响（1/2）
日军炸死张大帅，奉命周旋去掩盖；
黄浦江畔燃战火，打点行装赴上海。
话说战前日本人挂在嘴边的三宅坂，本是东京市的一个地名，因参谋本部等日军首脑机关均坐落于此，故成为日本军部的代名词。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部与政府间的龌龊争斗，冈村一回来就卷人了这场矛盾漩涡之中。
“东北王”张作霖本来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奥援发展坐大的。前面说过，他的命还是日本间谍军官井户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国地方军阀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位张大帅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随着奉系势力的壮大，张总揽了东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军政大权以后，对日本不断提出的“权益”要求，开始不满和抗争。从1925年以后，张氏对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特别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过去在关外那样迁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认为，要使北京政权稳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强的支持。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也使张作霖认识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仅自己的宝座不会稳固，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臭名。因此，张作霖对日本一些蛮横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绝的态度。
日本方面当然对张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他被炸死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提出签订“合作”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要求，条件是日本设法阻止南军过黄河，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烟袋猛地一摔，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
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作霖时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挡南方蒋介石军队的北伐，又要保住东北老窝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实处境艰难，他要逐个摸一摸手下几员带兵悍将的底，看看他们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烟、大烟双管齐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聊天。几个年轻不知趣的姨太太来纠缠邀宠，也常被他骂走。据说一天傍晚，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现身为奉军骑兵第2军军长的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帅府邸，一进门，见各路战将刚开完会相继离去，副官轻轻关上门后，大厅里只剩下张作霖直勾勾地凝视着他。马占山这位奉军骁将不知大帅单独召见的目的何在，正要开口，只见张作霖黑着脸咬牙说：“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图占我东北，你看怎么办？”马军长挺胸立正：“我听从指挥，大帅指到哪里，我第2军的战马冲到哪里！”
惯于虚虚实实玩激将法的张作霖黑脸变灰，慢吞吞地将话锋一转：“根据弟兄们利益的考虑，我想还是投靠日本人好，这可是出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帅决定了，我马占山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帅开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当绿林，不犯您的事吧”？
“说心里话？”张作霖还要夯实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马占山从不来虚的！”
“妈拉巴子的，有种！”张作霖从虎皮椅上一步蹿下来，拍着这位老部下的肩头：“日本人要拿了咱东三省，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咱弟兄们从草莽起家，经过千辛万苦才挣到今天这份局面，有银子花，有兵带，有地盘管。你们这些跟我当上了军长、师长的，要把兵带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国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摆布，日关东军强硬派军人遂决定伺机将其干掉。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使车系群龙无首，从而引发东三省混乱，然后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1928年5月30日，南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邀集北京外交团各国使节到居仁堂举行告别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他含泪乘专车悄悄地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滚滚高达200多米。张作霖受重伤，下属将他护送回沈阳宅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于上午9时半不治身死。
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本来是主张推行“满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这个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但此时他在军部看来，有些犹豫和“软弱”。田中恼恨军人们自作主张掀起了引起国际注意的轩然大波，害怕引起英美列强的严峻反应，给政府带来棘手的麻烦。特别是他与张作霖早在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就已相识，井户川是通过他才救下的张作霖一命，此后两人的私交也一直不错，田中本想继续利用这种“感情”，通过张作霖这个工具来使“满蒙”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当他听到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懊恼地说：“我的事业到此就算完结了。”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的职务是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这是个闲差，没有多少紧急的硬任务要处理，军部首脑之所以这样安排，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发挥他人事关系熟、善于协调的特长，阻止政府内一部分人调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
“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是冈村宁次早先的盟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本来，对张作霖怀有杀机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他认为，“杀掉巨头张作霖，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为此，村冈曾秘密指派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京，与公使馆建川美次少将联络，打算策动华北驻屯军方面在张作霖撤退时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是，河本大作从竹下那里得悉这个消息之后，私下对他说，华北没有真能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信赖的人，北京在各国监视之下，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随即答应。
河本立即付诸行动。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京奉铁路大站设监视哨，要他们及时通过电信报告张作霖专车路过各站的时间。同时，河本着意选择炸车地点。开始选了巨流河铁桥。因该地为奉军警备地段，不容易下手，遂另行寻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军守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最后选定了这个地方。河本还计划，万一炸车失败，就颠覆列车脱轨，然后乘乱让“突击队”闯过去射杀张作霖，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驻朝鲜日军第20大队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了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源引爆装置。一切安排停当后，河本又令人诱骗来几个中国游民，给他们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块大洋，以备在炸车现场用“南方便衣队案犯”的名义处死。
6月2日，在北京卧底的竹下来电报告了张作霖将在3日乘专车出发。当河本收到专车通过新民屯的情报后，立即命东宫、川越大尉等驱车前往皇姑屯。“突击队”悄悄埋伏在旱桥附近。当专车在5时许穿过旱桥时，河本亲手按动电钮，“轰隆”一声巨响，刺张的阴谋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执行的详细经过，冈村宁次是回到参谋本部以后，才从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冈村内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计划，不仅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而且连参谋本部荒木第一部长和小(口克)作战课长都知道。当然，若说白川义则陆相、铃木庄六参谋总长和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等陆军三长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他们身处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对政界官僚对事件的“调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为河本说话。这样，时年44岁，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军衔的冈村，调来后很快成为陆军抵制调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军头们真可谓老谋深算。
当时，田中内阁在“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上甚是为难。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并传到东京。在野势力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如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56届议会上，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多亏了田中义一所在的政友会通过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勉强拼凑成议会的多数，才使其内阁搪塞过关。但事情未完，反对党仍在酝酿新的倒阁风潮。
田中义一也不敢过分得罪军部。再说他本人还是军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他的军人出身属于长州阀派系，正是冈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约”中提出的革新对象。所以，他与军部那些逐渐掌权的势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军人。”年届八旬的西园寺公望，人称“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宪法的主要倡导和制定者，为历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历届内阁首相的推荐之权，是日本主张宪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田中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得到了西园寺的支持，田中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
黄浦江畔燃战火，打点行装赴上海。
话说战前日本人挂在嘴边的三宅坂，本是东京市的一个地名，因参谋本部等日军首脑机关均坐落于此，故成为日本军部的代名词。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部与政府间的龌龊争斗，冈村一回来就卷人了这场矛盾漩涡之中。
“东北王”张作霖本来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奥援发展坐大的。前面说过，他的命还是日本间谍军官井户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国地方军阀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位张大帅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随着奉系势力的壮大，张总揽了东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军政大权以后，对日本不断提出的“权益”要求，开始不满和抗争。从1925年以后，张氏对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特别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过去在关外那样迁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认为，要使北京政权稳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强的支持。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也使张作霖认识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仅自己的宝座不会稳固，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臭名。因此，张作霖对日本一些蛮横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绝的态度。
日本方面当然对张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他被炸死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提出签订“合作”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要求，条件是日本设法阻止南军过黄河，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烟袋猛地一摔，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
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作霖时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挡南方蒋介石军队的北伐，又要保住东北老窝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实处境艰难，他要逐个摸一摸手下几员带兵悍将的底，看看他们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烟、大烟双管齐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聊天。几个年轻不知趣的姨太太来纠缠邀宠，也常被他骂走。据说一天傍晚，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现身为奉军骑兵第2军军长的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帅府邸，一进门，见各路战将刚开完会相继离去，副官轻轻关上门后，大厅里只剩下张作霖直勾勾地凝视着他。马占山这位奉军骁将不知大帅单独召见的目的何在，正要开口，只见张作霖黑着脸咬牙说：“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图占我东北，你看怎么办？”马军长挺胸立正：“我听从指挥，大帅指到哪里，我第2军的战马冲到哪里！”
惯于虚虚实实玩激将法的张作霖黑脸变灰，慢吞吞地将话锋一转：“根据弟兄们利益的考虑，我想还是投靠日本人好，这可是出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帅决定了，我马占山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帅开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当绿林，不犯您的事吧”？
“说心里话？”张作霖还要夯实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马占山从不来虚的！”
“妈拉巴子的，有种！”张作霖从虎皮椅上一步蹿下来，拍着这位老部下的肩头：“日本人要拿了咱东三省，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咱弟兄们从草莽起家，经过千辛万苦才挣到今天这份局面，有银子花，有兵带，有地盘管。你们这些跟我当上了军长、师长的，要把兵带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国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摆布，日关东军强硬派军人遂决定伺机将其干掉。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使车系群龙无首，从而引发东三省混乱，然后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1928年5月30日，南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邀集北京外交团各国使节到居仁堂举行告别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他含泪乘专车悄悄地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滚滚高达200多米。张作霖受重伤，下属将他护送回沈阳宅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于上午9时半不治身死。
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本来是主张推行“满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这个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但此时他在军部看来，有些犹豫和“软弱”。田中恼恨军人们自作主张掀起了引起国际注意的轩然大波，害怕引起英美列强的严峻反应，给政府带来棘手的麻烦。特别是他与张作霖早在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就已相识，井户川是通过他才救下的张作霖一命，此后两人的私交也一直不错，田中本想继续利用这种“感情”，通过张作霖这个工具来使“满蒙”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当他听到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懊恼地说：“我的事业到此就算完结了。”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的职务是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这是个闲差，没有多少紧急的硬任务要处理，军部首脑之所以这样安排，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发挥他人事关系熟、善于协调的特长，阻止政府内一部分人调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
“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是冈村宁次早先的盟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本来，对张作霖怀有杀机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他认为，“杀掉巨头张作霖，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为此，村冈曾秘密指派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京，与公使馆建川美次少将联络，打算策动华北驻屯军方面在张作霖撤退时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是，河本大作从竹下那里得悉这个消息之后，私下对他说，华北没有真能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信赖的人，北京在各国监视之下，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随即答应。
河本立即付诸行动。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京奉铁路大站设监视哨，要他们及时通过电信报告张作霖专车路过各站的时间。同时，河本着意选择炸车地点。开始选了巨流河铁桥。因该地为奉军警备地段，不容易下手，遂另行寻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军守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最后选定了这个地方。河本还计划，万一炸车失败，就颠覆列车脱轨，然后乘乱让“突击队”闯过去射杀张作霖，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驻朝鲜日军第20大队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了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源引爆装置。一切安排停当后，河本又令人诱骗来几个中国游民，给他们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块大洋，以备在炸车现场用“南方便衣队案犯”的名义处死。
6月2日，在北京卧底的竹下来电报告了张作霖将在3日乘专车出发。当河本收到专车通过新民屯的情报后，立即命东宫、川越大尉等驱车前往皇姑屯。“突击队”悄悄埋伏在旱桥附近。当专车在5时许穿过旱桥时，河本亲手按动电钮，“轰隆”一声巨响，刺张的阴谋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执行的详细经过，冈村宁次是回到参谋本部以后，才从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冈村内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计划，不仅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而且连参谋本部荒木第一部长和小(口克)作战课长都知道。当然，若说白川义则陆相、铃木庄六参谋总长和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等陆军三长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他们身处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对政界官僚对事件的“调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为河本说话。这样，时年44岁，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军衔的冈村，调来后很快成为陆军抵制调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军头们真可谓老谋深算。
当时，田中内阁在“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上甚是为难。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并传到东京。在野势力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如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56届议会上，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多亏了田中义一所在的政友会通过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勉强拼凑成议会的多数，才使其内阁搪塞过关。但事情未完，反对党仍在酝酿新的倒阁风潮。
田中义一也不敢过分得罪军部。再说他本人还是军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他的军人出身属于长州阀派系，正是冈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约”中提出的革新对象。所以，他与军部那些逐渐掌权的势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军人。”年届八旬的西园寺公望，人称“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宪法的主要倡导和制定者，为历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历届内阁首相的推荐之权，是日本主张宪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田中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得到了西园寺的支持，田中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