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谍报武官（1/2）
特务伎俩颇干练，左右开弓才能展；
全神贯注于“事业”，痛失幼子心愧惭。
话说“长崎丸”于工月3日晚抵达上海，冈村一家先被领事馆安排在办公楼内暂住，一周后，搬到施高塔路千爱里41号新居。千爱里，是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出资在上海兴建并经营租赁的日本人居民小区，建筑结构和内部设备都很新颖。而且，这里与日本人和上层中国人经常光顾的、位于四川北路著名的内山书店距离很近，步行仅需10来分钟。对这一切，冈村表示“很满意”。
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矢田七太郎，是个脾气随和的外务省官员。冈村名义上归他领导，但矢田知道由军方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冈村宁次，直接受控于参谋本部，所以当冈村礼节性拜访他时，他倒也知趣，寒暄客套一番便不再具体过问什么。
在冈村抵上海之前，领事馆与国内的通讯联系，一直租用1871年由丹麦公司铺设的上海至长崎的海底电缆，无线电通讯还未安装。一般新闻稿主要靠每周往返一次的“长崎丸”和“上海丸”捎递。冈村来了以后不久，便在馆内“无忧国”的一间大厅里设了座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安装了室内天线，以便接收国内指示和截获西方国家的新闻。他的谍报业务是高效率的，获得的重要消息，除立即发往参谋本部外，还往往在总领事、陆海军武官、三井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上班之前，就分送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深得他们的感激与佩服。
上任伊始的冈村宁次，还对其前任小林谍报武官留下的烂摊子进行了“清理整顿”。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就从土肥原那里听说了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详情，很是气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僚中，包括驻北京的河本、驻上海的小林等等，工作未如人意，而对金钱太不节制。动用公款等事，听后很不愉快。”过了几天，他又查出前任驻上海武官，向中国人借钱花等不体面的事，很生气。不过，因小林和他是同级，现又调离走了，冈村不好施威，便只好把一年前由第6课中国班来这里工作的老部下酒井隆大尉叫来训斥了一番。
冈村的日记中记载：“来上海工作不久，针对这里的混乱状态，我把酒井大尉叫来问个究竟。对他缺乏信念、以情代义、胡乱花钱的事，我很不满意。但是，一想到他也是我的同僚，开导他、教育他是我的责任。而且，假如把这事捅出去，对酒井的前途不利，也会成为中国班整体的耻辱，所以我希望他能知错就改。”酒井后来在日本军队中，曾官至陆军中将，要不是颇有领导“风度”的冈村这次网开一面，恐怕肩佩大尉军衔时就已被打发回家再谋营生了。
对小林任上的工作开展情况，冈村不便说三道四，唯有在财务上，作为继任者他倒可以“坚持原则”。训斥完酒井，冈村“以沉痛的心情给我的前任小林写信，要求他一定要以自己存款的一部分去弥补公款的亏损，信的语气很强硬”，并以报告参谋本部相威胁。结果，小林只好乖乖地偿还了本属秘密经费项下的欠款，为顾及日本军人的“体面”，还忍痛掏腰包还了从一些中国绅商那里借来的钱。
经过冈村宁次的一番“治理整顿”，领事馆武官处的工作步入了正轨。接着，他开始物色、选择自己的情报员。这一时期，冈村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号为“K”的双重间谍。该人经常出现于他的日记里。
“K”本名叫吉原源太郎，是日共党员，也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数年前，吉原向日本军方和警视厅坦白了自己的身分，并表示愿为他们效劳，而共产国际对他的变节一无所知，仍然信任他。其实，吉原在加入日共之前，就是日本民间侵略势力团体“黑龙会”的成员。他虽然不赞成政府的对内政策，思想左倾。但赞成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方针，冈村正是利用这一点，求同存异将他拉进自己的谍报队伍。
当时，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员和机构，除收集中国情报外，另一个主要工作是针对朝鲜的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他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情和暗助下，并利用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区建立了领导独立运动的总部机关，后来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李承晚等人在此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韩国的政界要人访华去上海时，总要到他们的流亡临时政府遗址处凭吊一番，追思其先烈业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同情和帮助。
由于共产理想犹存，吉原对向日本军方提供有关苏联、共产国际和**的内部情报，尚不算积极。冈村倒也不强其所难，通过他主要是对付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总部。在冈村的谋划指挥和资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该总部，将其内部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并且，通过施离间计，使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分袭，或趋附英美，或靠拢共产国际，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团结统一争取独立的力量。这两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一部以李承晚为领袖，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
全神贯注于“事业”，痛失幼子心愧惭。
话说“长崎丸”于工月3日晚抵达上海，冈村一家先被领事馆安排在办公楼内暂住，一周后，搬到施高塔路千爱里41号新居。千爱里，是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出资在上海兴建并经营租赁的日本人居民小区，建筑结构和内部设备都很新颖。而且，这里与日本人和上层中国人经常光顾的、位于四川北路著名的内山书店距离很近，步行仅需10来分钟。对这一切，冈村表示“很满意”。
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矢田七太郎，是个脾气随和的外务省官员。冈村名义上归他领导，但矢田知道由军方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冈村宁次，直接受控于参谋本部，所以当冈村礼节性拜访他时，他倒也知趣，寒暄客套一番便不再具体过问什么。
在冈村抵上海之前，领事馆与国内的通讯联系，一直租用1871年由丹麦公司铺设的上海至长崎的海底电缆，无线电通讯还未安装。一般新闻稿主要靠每周往返一次的“长崎丸”和“上海丸”捎递。冈村来了以后不久，便在馆内“无忧国”的一间大厅里设了座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安装了室内天线，以便接收国内指示和截获西方国家的新闻。他的谍报业务是高效率的，获得的重要消息，除立即发往参谋本部外，还往往在总领事、陆海军武官、三井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上班之前，就分送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深得他们的感激与佩服。
上任伊始的冈村宁次，还对其前任小林谍报武官留下的烂摊子进行了“清理整顿”。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就从土肥原那里听说了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详情，很是气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僚中，包括驻北京的河本、驻上海的小林等等，工作未如人意，而对金钱太不节制。动用公款等事，听后很不愉快。”过了几天，他又查出前任驻上海武官，向中国人借钱花等不体面的事，很生气。不过，因小林和他是同级，现又调离走了，冈村不好施威，便只好把一年前由第6课中国班来这里工作的老部下酒井隆大尉叫来训斥了一番。
冈村的日记中记载：“来上海工作不久，针对这里的混乱状态，我把酒井大尉叫来问个究竟。对他缺乏信念、以情代义、胡乱花钱的事，我很不满意。但是，一想到他也是我的同僚，开导他、教育他是我的责任。而且，假如把这事捅出去，对酒井的前途不利，也会成为中国班整体的耻辱，所以我希望他能知错就改。”酒井后来在日本军队中，曾官至陆军中将，要不是颇有领导“风度”的冈村这次网开一面，恐怕肩佩大尉军衔时就已被打发回家再谋营生了。
对小林任上的工作开展情况，冈村不便说三道四，唯有在财务上，作为继任者他倒可以“坚持原则”。训斥完酒井，冈村“以沉痛的心情给我的前任小林写信，要求他一定要以自己存款的一部分去弥补公款的亏损，信的语气很强硬”，并以报告参谋本部相威胁。结果，小林只好乖乖地偿还了本属秘密经费项下的欠款，为顾及日本军人的“体面”，还忍痛掏腰包还了从一些中国绅商那里借来的钱。
经过冈村宁次的一番“治理整顿”，领事馆武官处的工作步入了正轨。接着，他开始物色、选择自己的情报员。这一时期，冈村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号为“K”的双重间谍。该人经常出现于他的日记里。
“K”本名叫吉原源太郎，是日共党员，也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数年前，吉原向日本军方和警视厅坦白了自己的身分，并表示愿为他们效劳，而共产国际对他的变节一无所知，仍然信任他。其实，吉原在加入日共之前，就是日本民间侵略势力团体“黑龙会”的成员。他虽然不赞成政府的对内政策，思想左倾。但赞成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方针，冈村正是利用这一点，求同存异将他拉进自己的谍报队伍。
当时，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员和机构，除收集中国情报外，另一个主要工作是针对朝鲜的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他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情和暗助下，并利用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区建立了领导独立运动的总部机关，后来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李承晚等人在此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韩国的政界要人访华去上海时，总要到他们的流亡临时政府遗址处凭吊一番，追思其先烈业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同情和帮助。
由于共产理想犹存，吉原对向日本军方提供有关苏联、共产国际和**的内部情报，尚不算积极。冈村倒也不强其所难，通过他主要是对付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总部。在冈村的谋划指挥和资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该总部，将其内部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并且，通过施离间计，使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分袭，或趋附英美，或靠拢共产国际，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团结统一争取独立的力量。这两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一部以李承晚为领袖，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