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总统特别助理（1/2）
霍普金斯受人赞，既有卓识又有胆；
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之大难说完。
在罗斯福的朋友中，关系最密切和帮助最大的要属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为罗斯福的智囊和“参谋长”，路易斯·豪成功地帮助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并最终把他送进了白宫。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罗斯福夫妇是非常悲痛的。继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高参。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间，可以说，罗斯福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和任何困难问题的解决，没有一项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参与下完成的。他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又是罗斯福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当霍普金斯作为“客人”住在白宫的那几年，他一般被认为是为总统出谋划策的“危险人物”。仇视他的决不只限于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内阁内外，罗斯福最忠实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极不喜欢霍普金斯，对他享有实际权力和影响的特殊地位，甚为不满。许多人奇怪，为什么罗斯福要把他留在身边。
对于这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总统特别助理， 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对国家的贡献之大，哪怕作个粗略的估计也是困难的。”罗斯福有意识地培养这位有识之士，向他灌输政治和军事的艺术和科学，然后委之以决策大权。这除了总统喜欢他，信任他，并需要他之外，没有其他解释。霍普金斯来自中西部玉米地带，是一位福利工作者，习惯于把钱看作一种应该尽快花掉的东西。他是一位放荡不羁而又富于韬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养和待人接物方面都与罗斯福大相径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质，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点，却得到了罗斯福的欣赏和喜爱，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为这些缺点太不一般。对他们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之一，是观察深入的美国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拍在1938年写的一段话：
“许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执，使罗斯福感到讨厌。霍普金斯决不如此。他天生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提出要求，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跟罗斯福直截了当打交道，什么时候得绕一些弯子……霍普金斯灵活、机警、精明、大胆、有见地、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这样一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罗斯福的宠爱。”
在战争期间，霍普金斯的功勋尤为卓著。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总统把功绩优异勋章授予霍普金斯时， 陆军部在嘉奖令中说他为解决战争面临的多种问题表现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舍伍德说，“这话对霍普金斯实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这表明他现产问题深入敏锐，并表明这种观察力后面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继之而来的战争年代中，霍普金斯认为他的工作，他应尽的天职，就是去找出罗斯福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寻求途径，使一切困难，哪怕是罗斯福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们的实现。霍普金斯决不会犯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犯的错误。豪斯自称对威尔逊总统的心理比总统本人掌握得更透彻，因而使他与威尔逊之间出现了致命的裂痕。罗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托给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楼或唐宁街，而绝对相信霍普金斯不会单凭臆测，就对首脑的政策或意图吐露一句决定性的话。对罗斯福判定的范围，霍普金斯决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访问莫斯科是在1941年7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还不到1个月，当时罗斯福曾致电斯大林：“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在那个时候，罗斯福还从未与斯大林有过个人接触，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话。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谈话之坦率，是他对以前来自西方世界的战时使节从未表露过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并未携带罗斯福要他怎么说成怎么做的任问书面指示。罗斯福常常说：“哈里是实现我的意图的理想使节。他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外交礼节’。任何官样文章碰到他，都会被他打个落花流水。他跟一个外国要员谈话的时候，知道怎样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把脚搁到会议桌上，说道：‘啊，是吗？’他正是这种以超纪录的迅速抓住问题实质的能耐，使他获得了丘吉尔的欢心。”
丘吉尔对此也有同感，他说：“我曾参加过几次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行政要人有20人或者更多。每当讨论茫无头绪，在座的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总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性的问题：‘的确，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受到重视，大家一重视，问题也就获得解决了。”
一次，丘吉尔、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楼上椭圆形办公室共进午餐。他们商量当天下午的正式会议上将提出讨论的重大问题。像往常一样，罗斯福和氏吉尔谈起来总是漫无边际。这时就得靠霍普金斯把这些翱翔天外的想象拉回到地面，以便考虑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贯是单刀直入的。于是，丘吉尔回头对他说：“哈里！战争结束以后，英王陛下政府打算报答你，授予你一个贵族称号。”霍普金斯有些不愿意地回答说，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他并不渴望。但丘吉尔马上接口道：“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称号。你应该被称为‘抓根本问题勋爵’。”
尽管霍普金斯为工作废寝忘食，身体又长期虚弱，但他还是向往生活的乐趣。他爱好赛马、看戏、逛夜总会，爱好与时髦、漂亮、才气横溢、好寻欢作乐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对的报纸骂他是“浪荡子”，他听了反而高兴、自豪。他觉得那使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总统的保健医生麦金太尔将军有一次说；“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使哈里感觉到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只要他认为他已恢复健康，他就会跑到市里去，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梅奥医院。”罗斯福对这位任性的朋友这些逢场作戏的行为，感到有趣，但词时对他的健康也相当忧虑。他的态度既像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又像一位亲密的兄弟，对他的任性虽然觉得可以宽恕，但为了他的健康，对他的活动又认为必须严加约束。
1939年5月21日， 正当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缠绕、卧床不起的时候，罗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哈里：好孩子！教师说你增加了两磅。2磅等于2元。希望你继续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储蓄所。”信中夹着两张1元的钞票。8年之后，他不在人间时，钞票还夹在那里。据认为，霍普金斯留下的财产，除了这点钱，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虽然生活任性放荡，但可以为众人慷慨解囊，从不聚敛财富。
霍普金斯于1890年8月17日生在衣阿华州的苏城， 与纽约的海德公园似乎不知相隔多远。他51岁生日那天，随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大西洋会议后回到华盛顿。会前他是由伦敦飞往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问他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道：“我真不相信我会到那里去，走上克里姆林宫的楼梯，去会见一位统治着1．8亿的巨人。我一直在问自己：霍普金斯，你这个苏城马鞍匠的儿子，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那位有些心直口快的朋友听到这里打断他的话说：“算了，哈里，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你第一次踏进白宫的时候，你曾对我说，你这个马鞍匠的儿子竟会在那儿。你第一次访问唐宁街十号回来，你说的也是这么几句话。你不要再吹嘘你那卑微的出身，不行吗？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一种自命不凡的表现。再说，很可能其他许多马鞍匠的儿子也到过克里姆林宫。当你走进那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时，你应该想的只能是：你是总统的私人代表，因此理所当然，你有权到那里去！”这一点给予霍普金斯很深的印象。1945年，他完成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使国外回来，在欢迎会上他致答词时说：“当你有整个美国政府的力量作后盾的时候，要做好这一类工作是并不困难的。”
哈里是戴维·霍普金斯和安娜·皮克特的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家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克尔说过：“凡是对遗传学有兴趣的人，哈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他是他父母性格的混合物。”戴维·霍普金斯，人们都叫他“奥尔”和“老爹”，他是一个可爱、老练、随和但又没有一定主意和得过且过的人。他不论住在哪里，总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公民之一，但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他前前后后换过不少工作：当过报差、矿藏勘探员、马鞍匠、旅行推销员，还开过小店铺，但他的主要乐趣是滚木球戏，他在这方面有专长，而且靠打赌赢过不少钱。戴维不论干什么买卖，他用的信笺顶上总印着“生意兴隆”几个字，这表现了一种雄心勃勃的乐观主义气质。他的儿子哈里也继承了一些这种气质，尽管他有时难免疑虑不安，但最后总是重又燃起热烈的希望。
当哈里·霍普金斯从格林尼尔学院毕业不久，正赶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先后打算进陆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服役，但因左眼视网膜分离未能入伍。最后他加入红十字会，被派往新奥尔良，指导墨西哥湾分会的工作。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超凡的工作能力。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提升，指导东南部各州整个红十字会的活动，总部设在亚特兰大。1921年，他回到纽约，立刻通过他的老朋友约翰·金斯伯里找到了一个职业，担任改进纽约市卫生状况协会的主任。
霍普金斯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是在1928年的竞选运动中。这一年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总统，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这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罗斯福为史密斯所作的“快乐的勇土”提名演说时便大为激动，那时史密斯是霍普金斯崇拜的偶像，霍普金斯曾为他奔走呼号。但是，对罗斯福来说，与这位面黄肌瘦的社会工作者会见，不过是多握一次手而已。但其后，霍普金斯日益引起了罗斯福的许多朋友和罗斯福夫人的注意，罗斯福夫人对福利工作一向是很关心的。
霍普金斯所以对罗斯福产生迷人的兴趣， 是从1931年8月28日听他在州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开始的。在这篇演说中，透露了这位年轻州长的最基本的社会哲学思想。罗斯福说：“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合法代表，它是这些人为了互相保护和过幸福生活而创建的。”“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至不靠别人的帮助连最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一个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罗斯福强调指出，“政府对这些不幸的公民理应给予帮助，这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为了实现这些，罗斯福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纽约州成立了临时救济署。霍普金斯担任了这个救济署的主任。当时经济危机日益恶化，就业问题每况愈下，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霍普金斯通过以工代赈，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对缓解失业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了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有力助手。后来罗斯福当选了总统，他也因此而一步登天，走上世界政治舞台。但在未来的12年中，他的薪金却比1932年还低。然而，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他为救济别人而支付的公款却高达90亿元。
霍普金斯不仅是一位救济工作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业余诗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诗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呀，
它像我的床铺一样白。
这皑皑白雪就是一张床铺，
在它冷冰冰的怀抱中安眠，
爬到它洁净的覆盖下安眠吧。
最好就在这宁静的白雪下安眠吧。
何必站起身来另找睡处。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
全心全意为国家，贡献之大难说完。
在罗斯福的朋友中，关系最密切和帮助最大的要属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为罗斯福的智囊和“参谋长”，路易斯·豪成功地帮助罗斯福参加总统竞选，并最终把他送进了白宫。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罗斯福夫妇是非常悲痛的。继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高参。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间，可以说，罗斯福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和任何困难问题的解决，没有一项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参与下完成的。他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又是罗斯福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当霍普金斯作为“客人”住在白宫的那几年，他一般被认为是为总统出谋划策的“危险人物”。仇视他的决不只限于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内阁内外，罗斯福最忠实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极不喜欢霍普金斯，对他享有实际权力和影响的特殊地位，甚为不满。许多人奇怪，为什么罗斯福要把他留在身边。
对于这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总统特别助理， 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对国家的贡献之大，哪怕作个粗略的估计也是困难的。”罗斯福有意识地培养这位有识之士，向他灌输政治和军事的艺术和科学，然后委之以决策大权。这除了总统喜欢他，信任他，并需要他之外，没有其他解释。霍普金斯来自中西部玉米地带，是一位福利工作者，习惯于把钱看作一种应该尽快花掉的东西。他是一位放荡不羁而又富于韬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养和待人接物方面都与罗斯福大相径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质，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点，却得到了罗斯福的欣赏和喜爱，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为这些缺点太不一般。对他们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之一，是观察深入的美国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拍在1938年写的一段话：
“许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执，使罗斯福感到讨厌。霍普金斯决不如此。他天生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提出要求，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退让，什么时候跟罗斯福直截了当打交道，什么时候得绕一些弯子……霍普金斯灵活、机警、精明、大胆、有见地、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这样一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罗斯福的宠爱。”
在战争期间，霍普金斯的功勋尤为卓著。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总统把功绩优异勋章授予霍普金斯时， 陆军部在嘉奖令中说他为解决战争面临的多种问题表现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舍伍德说，“这话对霍普金斯实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断力——这表明他现产问题深入敏锐，并表明这种观察力后面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继之而来的战争年代中，霍普金斯认为他的工作，他应尽的天职，就是去找出罗斯福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寻求途径，使一切困难，哪怕是罗斯福本人可能出现的动摇，也不足以妨碍它们的实现。霍普金斯决不会犯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犯的错误。豪斯自称对威尔逊总统的心理比总统本人掌握得更透彻，因而使他与威尔逊之间出现了致命的裂痕。罗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托给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楼或唐宁街，而绝对相信霍普金斯不会单凭臆测，就对首脑的政策或意图吐露一句决定性的话。对罗斯福判定的范围，霍普金斯决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访问莫斯科是在1941年7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还不到1个月，当时罗斯福曾致电斯大林：“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在那个时候，罗斯福还从未与斯大林有过个人接触，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话。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谈话之坦率，是他对以前来自西方世界的战时使节从未表露过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并未携带罗斯福要他怎么说成怎么做的任问书面指示。罗斯福常常说：“哈里是实现我的意图的理想使节。他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外交礼节’。任何官样文章碰到他，都会被他打个落花流水。他跟一个外国要员谈话的时候，知道怎样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把脚搁到会议桌上，说道：‘啊，是吗？’他正是这种以超纪录的迅速抓住问题实质的能耐，使他获得了丘吉尔的欢心。”
丘吉尔对此也有同感，他说：“我曾参加过几次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行政要人有20人或者更多。每当讨论茫无头绪，在座的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总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性的问题：‘的确，总统先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个问题呢？’结果，他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受到重视，大家一重视，问题也就获得解决了。”
一次，丘吉尔、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楼上椭圆形办公室共进午餐。他们商量当天下午的正式会议上将提出讨论的重大问题。像往常一样，罗斯福和氏吉尔谈起来总是漫无边际。这时就得靠霍普金斯把这些翱翔天外的想象拉回到地面，以便考虑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贯是单刀直入的。于是，丘吉尔回头对他说：“哈里！战争结束以后，英王陛下政府打算报答你，授予你一个贵族称号。”霍普金斯有些不愿意地回答说，贵族院议员的头衔，他并不渴望。但丘吉尔马上接口道：“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称号。你应该被称为‘抓根本问题勋爵’。”
尽管霍普金斯为工作废寝忘食，身体又长期虚弱，但他还是向往生活的乐趣。他爱好赛马、看戏、逛夜总会，爱好与时髦、漂亮、才气横溢、好寻欢作乐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对的报纸骂他是“浪荡子”，他听了反而高兴、自豪。他觉得那使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总统的保健医生麦金太尔将军有一次说；“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要使哈里感觉到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只要他认为他已恢复健康，他就会跑到市里去，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梅奥医院。”罗斯福对这位任性的朋友这些逢场作戏的行为，感到有趣，但词时对他的健康也相当忧虑。他的态度既像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又像一位亲密的兄弟，对他的任性虽然觉得可以宽恕，但为了他的健康，对他的活动又认为必须严加约束。
1939年5月21日， 正当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缠绕、卧床不起的时候，罗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哈里：好孩子！教师说你增加了两磅。2磅等于2元。希望你继续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储蓄所。”信中夹着两张1元的钞票。8年之后，他不在人间时，钞票还夹在那里。据认为，霍普金斯留下的财产，除了这点钱，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虽然生活任性放荡，但可以为众人慷慨解囊，从不聚敛财富。
霍普金斯于1890年8月17日生在衣阿华州的苏城， 与纽约的海德公园似乎不知相隔多远。他51岁生日那天，随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大西洋会议后回到华盛顿。会前他是由伦敦飞往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问他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道：“我真不相信我会到那里去，走上克里姆林宫的楼梯，去会见一位统治着1．8亿的巨人。我一直在问自己：霍普金斯，你这个苏城马鞍匠的儿子，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那位有些心直口快的朋友听到这里打断他的话说：“算了，哈里，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你第一次踏进白宫的时候，你曾对我说，你这个马鞍匠的儿子竟会在那儿。你第一次访问唐宁街十号回来，你说的也是这么几句话。你不要再吹嘘你那卑微的出身，不行吗？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一种自命不凡的表现。再说，很可能其他许多马鞍匠的儿子也到过克里姆林宫。当你走进那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时，你应该想的只能是：你是总统的私人代表，因此理所当然，你有权到那里去！”这一点给予霍普金斯很深的印象。1945年，他完成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使国外回来，在欢迎会上他致答词时说：“当你有整个美国政府的力量作后盾的时候，要做好这一类工作是并不困难的。”
哈里是戴维·霍普金斯和安娜·皮克特的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他家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克尔说过：“凡是对遗传学有兴趣的人，哈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他是他父母性格的混合物。”戴维·霍普金斯，人们都叫他“奥尔”和“老爹”，他是一个可爱、老练、随和但又没有一定主意和得过且过的人。他不论住在哪里，总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公民之一，但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他前前后后换过不少工作：当过报差、矿藏勘探员、马鞍匠、旅行推销员，还开过小店铺，但他的主要乐趣是滚木球戏，他在这方面有专长，而且靠打赌赢过不少钱。戴维不论干什么买卖，他用的信笺顶上总印着“生意兴隆”几个字，这表现了一种雄心勃勃的乐观主义气质。他的儿子哈里也继承了一些这种气质，尽管他有时难免疑虑不安，但最后总是重又燃起热烈的希望。
当哈里·霍普金斯从格林尼尔学院毕业不久，正赶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先后打算进陆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服役，但因左眼视网膜分离未能入伍。最后他加入红十字会，被派往新奥尔良，指导墨西哥湾分会的工作。在这里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超凡的工作能力。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提升，指导东南部各州整个红十字会的活动，总部设在亚特兰大。1921年，他回到纽约，立刻通过他的老朋友约翰·金斯伯里找到了一个职业，担任改进纽约市卫生状况协会的主任。
霍普金斯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是在1928年的竞选运动中。这一年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竞选总统，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这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罗斯福为史密斯所作的“快乐的勇土”提名演说时便大为激动，那时史密斯是霍普金斯崇拜的偶像，霍普金斯曾为他奔走呼号。但是，对罗斯福来说，与这位面黄肌瘦的社会工作者会见，不过是多握一次手而已。但其后，霍普金斯日益引起了罗斯福的许多朋友和罗斯福夫人的注意，罗斯福夫人对福利工作一向是很关心的。
霍普金斯所以对罗斯福产生迷人的兴趣， 是从1931年8月28日听他在州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开始的。在这篇演说中，透露了这位年轻州长的最基本的社会哲学思想。罗斯福说：“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合法代表，它是这些人为了互相保护和过幸福生活而创建的。”“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至不靠别人的帮助连最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一个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罗斯福强调指出，“政府对这些不幸的公民理应给予帮助，这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为了实现这些，罗斯福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纽约州成立了临时救济署。霍普金斯担任了这个救济署的主任。当时经济危机日益恶化，就业问题每况愈下，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霍普金斯通过以工代赈，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对缓解失业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了罗斯福推行新政的有力助手。后来罗斯福当选了总统，他也因此而一步登天，走上世界政治舞台。但在未来的12年中，他的薪金却比1932年还低。然而，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他为救济别人而支付的公款却高达90亿元。
霍普金斯不仅是一位救济工作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业余诗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些诗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呀，
它像我的床铺一样白。
这皑皑白雪就是一张床铺，
在它冷冰冰的怀抱中安眠，
爬到它洁净的覆盖下安眠吧。
最好就在这宁静的白雪下安眠吧。
何必站起身来另找睡处。
瞧这雪——瞧啊；
快来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