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挫敌锋芒（1/2）
美国飞机炸东京，日本上下一片惊；
东洋鬼子吃炸弹，火光冲天煞威风。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总统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以此对这场愉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但是，这么远的距离，要轰炸谈何容易！
若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 直至1942年1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这个想法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兴趣。 于是，到了3月初，24组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500英尺长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 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汇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特遣舰队” 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各机组人员自信这次任务能秘密完成。但是，三天后这种信心有些动摇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宣传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三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之至。他们明知敌机要飞到离东京500英里以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
4月16日， 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们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这是最后一次传合会。杜立德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该怎么办？这就由飞行员自己去决定了。杜立德不想当俘虏。“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神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46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了。”
4月17日下午， “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半之后不久， 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 即使多飞100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700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 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8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 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立德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机组起飞了。7时25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
电影名导演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正在拍摄，这时机动牵引车开始把飞机牵到起动位置。 第一架飞机——杜立德的飞机——面前的跑道只有467英尺。每架飞机上都额外加了10罐5加仑装的汽油， 主油箱加得满满的。杜立德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有些飞行员直担心他把引擎烧坏。机轮挡板移开了，飞机向前冲去， 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跑着。这架b－25轰炸机，左翼伸在母舰的左舷外，摇摇摆摆地迎着强风朝前驶去，襟翼张开着。
别的飞行员紧张地看看，不知这股强风的力量能不能帮助杜立德及时升空。如果杜立德都飞不了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b一25开始加速了，在有些飞行员看来，杜立德的加速似乎慢得令人心急火燎。但是，就在母舰舰首被浪头抬起来的那一刹挪，飞机猛地升空了，轮下只剩下几码跑道。此时是早晨7时20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舰上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其余的轰炸机也一架一架沉重地上了甲板，每一架升上天空时看着他们起飞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一切顺利。可是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时间是午前8时20分。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 杜立德率领他的b一25米切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杜立德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90架，轰炸机116架。近藤信竹中将奉令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率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去截击美舰。午前9时45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600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空袭最早也得到次日上午才会来临，因为那时敌母舰才能开到离海岸300海里以内。日本举国上下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会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汽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80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对这架飞机谁也没有在意，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12时30分整，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除了看弹区及其附近的人们之外，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长近江兵治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如此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
东洋鬼子吃炸弹，火光冲天煞威风。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总统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以此对这场愉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但是，这么远的距离，要轰炸谈何容易！
若从中国派飞机，虽然不愁没有志愿飞行员，可是飞去就回不来，对飞行员来说无异于自杀。 直至1942年1月中旬，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方才想出一个方案：从一艘航空母舰上出动陆基轰炸机去轰炸，航空母舰可以把它们载到离日本海岸足够近的海面，完成轰炸任务后，可以继续飞到中国大陆。这个想法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兴趣。 于是，到了3月初，24组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500英尺长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 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汇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特遣舰队” 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各机组人员自信这次任务能秘密完成。但是，三天后这种信心有些动摇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宣传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三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之至。他们明知敌机要飞到离东京500英里以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
4月16日， 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们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这是最后一次传合会。杜立德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该怎么办？这就由飞行员自己去决定了。杜立德不想当俘虏。“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神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46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了。”
4月17日下午， “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半之后不久， 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杜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 即使多飞100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700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 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8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 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立德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机组起飞了。7时25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
电影名导演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正在拍摄，这时机动牵引车开始把飞机牵到起动位置。 第一架飞机——杜立德的飞机——面前的跑道只有467英尺。每架飞机上都额外加了10罐5加仑装的汽油， 主油箱加得满满的。杜立德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有些飞行员直担心他把引擎烧坏。机轮挡板移开了，飞机向前冲去， 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跑着。这架b－25轰炸机，左翼伸在母舰的左舷外，摇摇摆摆地迎着强风朝前驶去，襟翼张开着。
别的飞行员紧张地看看，不知这股强风的力量能不能帮助杜立德及时升空。如果杜立德都飞不了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b一25开始加速了，在有些飞行员看来，杜立德的加速似乎慢得令人心急火燎。但是，就在母舰舰首被浪头抬起来的那一刹挪，飞机猛地升空了，轮下只剩下几码跑道。此时是早晨7时20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舰上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其余的轰炸机也一架一架沉重地上了甲板，每一架升上天空时看着他们起飞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一切顺利。可是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时间是午前8时20分。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 杜立德率领他的b一25米切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杜立德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90架，轰炸机116架。近藤信竹中将奉令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率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去截击美舰。午前9时45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600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空袭最早也得到次日上午才会来临，因为那时敌母舰才能开到离海岸300海里以内。日本举国上下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会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汽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80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对这架飞机谁也没有在意，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12时30分整，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除了看弹区及其附近的人们之外，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长近江兵治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如此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