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孤立主义（1/2）
孤立主义真荒唐，不管他人瓦上霜；
貌似公正守中立，纵虎伤人说风凉。
1936年，罗斯福虽然以压倒多数赢得了第二任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受到孤立主义的束缚和制约。
1937年至1939年间，正当德意日法西斯着手掠夺更多的领土并使世界更加濒临战争边缘时，美国内部却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自己“不卷入”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无休止的辩论。孤立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应当避免杰斐逊当年所感叹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同盟”，甚至包括避免对世界的安定作出集体保证的任何承诺。孤立主义者尤其认为，美国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去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他们还否认美国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国可能介入世界性冲突的潜在盟国。
造成30年代后期的孤立主义政策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土壤。它在美国历史上是一股顽强的传统势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生活达150年之久。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几乎贯穿12年总统任内的头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他才嘘了一口长气，感到如释重负。
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以“中立主义”的形式诞生的。1793年及尼英法战争爆发，尽管美法早在1778年订了同盟条约， 可是美国总统华盛顿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或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可是最后这一点，从来不被孤立主义者所引用。
这篇并非完全出自华盛顿手笔的《告别演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从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是否卷入问题上，华盛顿的遗训起着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作用。国会在任何时候辩论外交政策时，华盛顿的幽灵就出来主宰辩论。参众两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2月22日） 或在此日前夕，都要诵读《告别演说》。因此，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华盛顿宣布的原则的发展。它提出了华盛顿没有用明确的语言阐述的原则：不允许欧洲任何国家在西半球殖民或进行任何干涉。门罗总统提出此项咨文以前，向当时已有80高龄的杰斐逊征询意见。杰斐逊在复信中简要地把日后门罗所宣布的政策归纳成两句话：“我们首要的基本的箴言应当是：决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
从1793年至1941年的近150年期间， 美国孤立主义的含义已有所变化。最初的孤立主义有着地理的因素，美国有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条件，而且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使它与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时，美国还只是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门罗主义”宣布时，美国人口也只有1000万多一点，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它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插手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它也要竭尽全力反对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
“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感到划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亚洲占有了菲律宾这块地盘，从而开始了跨洋过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对外活动中，美国仍谨慎地坚持不与欧洲发生过分密切的政治关系。
美国介入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说鼓励了“国际主义”，远不如说更加刺激了孤立主义情绪。一种企求确保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战争的心愿，开始在公众和国会舆论中高涨起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些著作中尖锐地指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承担重大责任的不仅仅是德国，而且还有美国的盟国。一些有声望的著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同美**火商和国际金融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残酷无情地追逐利润，这就引导他们去煽动和延长世界各地的冲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恩格尔·布雷希特的《贩卖死亡的商人》，该书的书名不久就成为军备工业的同义语。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参议院一个调查这种现象的委员会应运而生了。
1934年2月由共和党人、北达科他州议员杰拉尔德·奈伊所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得到了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奈伊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交易的内幕进行调查。1934年4月，参院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由奈伊担任主席。这是国会孤立派罗斯福一次旁敲侧击式的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是威尔逊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且是威尔逊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孤立派旧事重提，多少有点“项庄舞剑”的味道。可是罗斯福容忍了这次行动。
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报告，共达数千页，富有煽动性的报纸马上把这些报告压缩为阴森可怖的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在委员会活动的后一阶段，调查越出了军火商的范围，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银行家身上。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力资助军火商制造军备工业，谋取巨额利润。人们发现，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国会活动，或者在诱使哪怕是最小的国家购置更多的军事装备。奈伊公开声称，经济利益集团对美国1917年参加协约国一方施加了巨大影响。报告点了摩根和杜邦四兄弟的名，指出他们充当协约国代理人谋取巨额利润。
奈伊委员会的结论是， 美国参战既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 ，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而是利润攫取者的阴谋。报告从政治上对威尔逊大肆抨击，并提供了许多材料，以使人们相信，美国参战只是替“死亡商人”发财。沃尔特·米利斯的笔调生动活泼的新闻体著作《通向战争之路》，对经济因素加以渲染，来解释1917年至1918年的美国外交活动，证明他在《美国走向战争》一书里关于美国抛弃中立而致力于帮助协约国的政策。法西斯独裁者在欧洲的活动，加强了决心阻止美国对国外纠纷进行干涉的那些人的力量。调查报告提出：“假如欧洲非要打仗不可，让他们为自己的战争出钱；假如摩根和其他银行家硬要参加到另一次战争中去，那就让他们应募参加外籍军团去打仗。”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奈伊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部分真相，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但是3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威尔逊时代大不相同，罗斯福踏进白宫之日正是希特勒攫取权力之时。在这种形势下，孤立主义只能是纵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变种。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及其纳粹死党，早已摸透了西方国家害怕又一场战争的心理。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断然采取进一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把德**队增加到条约限额的五倍，恢复了强迫集训。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裸地宣布他谋求帝国的锋芒所向，将遵循古代罗马囊括地中海沿岸的路线。他进一步昭示全世界，意大利应当拥有更多的非洲殖民地。1934年，意大利军队制造了一起与埃塞俄比亚士兵发生冲突的边界事件。1935年，意大利陆军、坦克和飞机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全面进攻。除了这些事件对美国舆论有着明显的影响外，欧洲的新闻评论家和观察家还经常发出警告和预言：另一次大屠杀正在逼近。
面对这样一种暴风雨般的事变和态势，国会内外许多美国人企图作出种种孤立主义的努力，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帮民意测验所称，孤立主义在1937年拥有70％以上美国人的支持。但是，无论就地区或政治派别而言，还是就经济地位或种族根源而言，孤立主义都没有显而易见的固定栖身之所。它得到得克萨斯州莫里·马弗里克众议员一类民主党人和诸如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类的共和党人的赞助。亲罗斯福的《新共和》周刊，和
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同样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工业富豪们支持各种孤立主义的宣传组织，小农场主怀着同样的信念投票支持孤立主义的候选人。在许多人看来，中西部是孤立主义的中心，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政治和种族成分，必然使它具有这种形象。大部分讲德语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同情希特勒。斯堪的纳维亚族系出身的美国人，则坚持他们的彻底中立的传统观念。但是，东部也存在类似的情绪，那里许多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态度上信奉原始的种族观念：“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纽约市的意大利裔人，对墨索里尼的种种姿态和侵略行侵，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地感到洋洋自得；他们在曼哈顿区同那些把备受意大利军团蹂躏的埃塞俄比亚人视为同宗的黑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战。
在奈伊委员会报告的刺激希特勒重整军备的威胁下，国会孤立派急于制定束缚罗斯福手脚的立法，规定欧洲发生战争时总统所能采取行动的限度。在这个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1935年中立法，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仅仅花了25分钟。这个法律期满之后，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1936年中立法。1937年中立法则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对交战国实行非军火贸易的现购自运原则。为了抚慰孤立派，罗斯福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郑重其事地宣布：“不管海外
貌似公正守中立，纵虎伤人说风凉。
1936年，罗斯福虽然以压倒多数赢得了第二任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受到孤立主义的束缚和制约。
1937年至1939年间，正当德意日法西斯着手掠夺更多的领土并使世界更加濒临战争边缘时，美国内部却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自己“不卷入”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无休止的辩论。孤立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应当避免杰斐逊当年所感叹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同盟”，甚至包括避免对世界的安定作出集体保证的任何承诺。孤立主义者尤其认为，美国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去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他们还否认美国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国可能介入世界性冲突的潜在盟国。
造成30年代后期的孤立主义政策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土壤。它在美国历史上是一股顽强的传统势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生活达150年之久。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几乎贯穿12年总统任内的头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他才嘘了一口长气，感到如释重负。
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以“中立主义”的形式诞生的。1793年及尼英法战争爆发，尽管美法早在1778年订了同盟条约， 可是美国总统华盛顿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或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可是最后这一点，从来不被孤立主义者所引用。
这篇并非完全出自华盛顿手笔的《告别演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从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是否卷入问题上，华盛顿的遗训起着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作用。国会在任何时候辩论外交政策时，华盛顿的幽灵就出来主宰辩论。参众两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2月22日） 或在此日前夕，都要诵读《告别演说》。因此，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华盛顿宣布的原则的发展。它提出了华盛顿没有用明确的语言阐述的原则：不允许欧洲任何国家在西半球殖民或进行任何干涉。门罗总统提出此项咨文以前，向当时已有80高龄的杰斐逊征询意见。杰斐逊在复信中简要地把日后门罗所宣布的政策归纳成两句话：“我们首要的基本的箴言应当是：决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
从1793年至1941年的近150年期间， 美国孤立主义的含义已有所变化。最初的孤立主义有着地理的因素，美国有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条件，而且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使它与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时，美国还只是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门罗主义”宣布时，美国人口也只有1000万多一点，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它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插手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它也要竭尽全力反对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
“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感到划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亚洲占有了菲律宾这块地盘，从而开始了跨洋过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对外活动中，美国仍谨慎地坚持不与欧洲发生过分密切的政治关系。
美国介入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说鼓励了“国际主义”，远不如说更加刺激了孤立主义情绪。一种企求确保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战争的心愿，开始在公众和国会舆论中高涨起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些著作中尖锐地指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承担重大责任的不仅仅是德国，而且还有美国的盟国。一些有声望的著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同美**火商和国际金融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残酷无情地追逐利润，这就引导他们去煽动和延长世界各地的冲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恩格尔·布雷希特的《贩卖死亡的商人》，该书的书名不久就成为军备工业的同义语。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参议院一个调查这种现象的委员会应运而生了。
1934年2月由共和党人、北达科他州议员杰拉尔德·奈伊所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得到了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奈伊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交易的内幕进行调查。1934年4月，参院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由奈伊担任主席。这是国会孤立派罗斯福一次旁敲侧击式的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是威尔逊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且是威尔逊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孤立派旧事重提，多少有点“项庄舞剑”的味道。可是罗斯福容忍了这次行动。
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报告，共达数千页，富有煽动性的报纸马上把这些报告压缩为阴森可怖的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在委员会活动的后一阶段，调查越出了军火商的范围，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银行家身上。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力资助军火商制造军备工业，谋取巨额利润。人们发现，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国会活动，或者在诱使哪怕是最小的国家购置更多的军事装备。奈伊公开声称，经济利益集团对美国1917年参加协约国一方施加了巨大影响。报告点了摩根和杜邦四兄弟的名，指出他们充当协约国代理人谋取巨额利润。
奈伊委员会的结论是， 美国参战既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 ，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而是利润攫取者的阴谋。报告从政治上对威尔逊大肆抨击，并提供了许多材料，以使人们相信，美国参战只是替“死亡商人”发财。沃尔特·米利斯的笔调生动活泼的新闻体著作《通向战争之路》，对经济因素加以渲染，来解释1917年至1918年的美国外交活动，证明他在《美国走向战争》一书里关于美国抛弃中立而致力于帮助协约国的政策。法西斯独裁者在欧洲的活动，加强了决心阻止美国对国外纠纷进行干涉的那些人的力量。调查报告提出：“假如欧洲非要打仗不可，让他们为自己的战争出钱；假如摩根和其他银行家硬要参加到另一次战争中去，那就让他们应募参加外籍军团去打仗。”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奈伊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部分真相，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但是3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威尔逊时代大不相同，罗斯福踏进白宫之日正是希特勒攫取权力之时。在这种形势下，孤立主义只能是纵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变种。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及其纳粹死党，早已摸透了西方国家害怕又一场战争的心理。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断然采取进一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把德**队增加到条约限额的五倍，恢复了强迫集训。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裸地宣布他谋求帝国的锋芒所向，将遵循古代罗马囊括地中海沿岸的路线。他进一步昭示全世界，意大利应当拥有更多的非洲殖民地。1934年，意大利军队制造了一起与埃塞俄比亚士兵发生冲突的边界事件。1935年，意大利陆军、坦克和飞机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全面进攻。除了这些事件对美国舆论有着明显的影响外，欧洲的新闻评论家和观察家还经常发出警告和预言：另一次大屠杀正在逼近。
面对这样一种暴风雨般的事变和态势，国会内外许多美国人企图作出种种孤立主义的努力，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帮民意测验所称，孤立主义在1937年拥有70％以上美国人的支持。但是，无论就地区或政治派别而言，还是就经济地位或种族根源而言，孤立主义都没有显而易见的固定栖身之所。它得到得克萨斯州莫里·马弗里克众议员一类民主党人和诸如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类的共和党人的赞助。亲罗斯福的《新共和》周刊，和
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同样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工业富豪们支持各种孤立主义的宣传组织，小农场主怀着同样的信念投票支持孤立主义的候选人。在许多人看来，中西部是孤立主义的中心，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政治和种族成分，必然使它具有这种形象。大部分讲德语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同情希特勒。斯堪的纳维亚族系出身的美国人，则坚持他们的彻底中立的传统观念。但是，东部也存在类似的情绪，那里许多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态度上信奉原始的种族观念：“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纽约市的意大利裔人，对墨索里尼的种种姿态和侵略行侵，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地感到洋洋自得；他们在曼哈顿区同那些把备受意大利军团蹂躏的埃塞俄比亚人视为同宗的黑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战。
在奈伊委员会报告的刺激希特勒重整军备的威胁下，国会孤立派急于制定束缚罗斯福手脚的立法，规定欧洲发生战争时总统所能采取行动的限度。在这个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1935年中立法，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仅仅花了25分钟。这个法律期满之后，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1936年中立法。1937年中立法则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对交战国实行非军火贸易的现购自运原则。为了抚慰孤立派，罗斯福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郑重其事地宣布：“不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