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集团军司令（1/2）
盟军演练防与攻，英加两军战术同；
袭击敌港遭惨败，临危受命赴中东。
1941年11月17日，布鲁克接替迪尔担任帝国参谋总长，佩吉特接替布鲁克担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蒙哥马利接替佩吉特担任东南军区司令。
东南军区辖第12军、加拿大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现在，蒙哥马利在职务上可以和亚历山大平起平坐了。不过，亚历山大还拥有新英国远征军司令选定人的头衔，而蒙哥马利却没有。但蒙哥马利也有很大的机会，一旦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他就会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
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蒙哥马利把东南军区改称为“东南集团军”，把自己列入“集团军司令”之林。这样，不仅能使他属下的官兵习惯集团军指挥部的指挥程序，而且能使他易于向两个野战军及东南地区其他部队灌输他的作战思想。
蒙哥马利到任后，首先访问所属各部队长，然后下达集团军司令个人备忘录，订出冬季训练计划。他的训练计划包括士兵的各种训练、部队的野外演习和不带实兵的各级司令部演习。集团军将组织五次指挥所演习，日期定在12月、元月和2月。此外，每支本土防守部队必须归属于一支野战部队之下进行训练，因为他认为，要击败德军的入侵，决非野战部队单独所能，“本土防守部队的有效合作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本土防守部队的训练水平”。
然而，蒙哥马利第一份个人备忘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军官训练。他写道：“我认为今冬我们必须特别致力于军官训练，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此项训练可在室内以模型进行，不会干扰第一节甲项所规定的主要训练目标。”而军官训练的核心问题，又是军举办的作战研究周。蒙哥马利决定第12军于12月15—20日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加拿大军的指挥官参加；加拿大军于1942年元月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第12军的指挥官参加。后来，这两次作战研究周都如期举行，英、加两军都感到颇有收获。
对蒙哥马利来说，指挥第12军是毫无问题的，但指挥加拿大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加拿大军军长克里勒曾任加拿大参谋总长，他自以为自己不仅是加拿大军军长，而且是加拿大国家军事利益的保护人。这种态度使他多次同蒙哥马利发生冲突。到1942年春季，加拿大军不再对东南集团军行文，而只称之为东南军区指挥部。1942年2月，蒙哥马利拟订一套预备队计划，以备德军入侵时调动辖区内的总部预备队时使用，但克里勒对此计划提出抗议说，加拿大预备队的部署，除非得到加拿大政府或其授权之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调动。克里勒的迂腐表现，使他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得很不融洽。
蒙哥马利认为，加拿大部队坚强而自信，所欠缺的只是良好的领导。于是，他决心让他们获得他们所缺少的。加拿大军参谋长盖·赛蒙兹是位具有卓越能力的军官，蒙哥马利决定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在晚上将东南集团军、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参谋长召集在一起，秘密协调工作。他从抓加拿大军的训练和作战计划入手，在盖·赛蒙兹的协助下，他的战术理论被加拿大全军采用，而加拿大军的“击溃入侵计划”，则完全以他为第12军拟定的计划为蓝本。尽管蒙哥马利对加拿大军的指挥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还是将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蒙哥马利认为，固守英国海岸决不能击败轴心国，只有把军队训；练到能在外国的土地上以攻势行动击败敌人，盟国才能最后取胜。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又侵占菲律宾，夺取香港；1942年2月8日登陆马来亚；一周之内迫使英军驻新加坡司令官阿瑟·琅西瓦尔率领约70000人的部队放下武器；2月27日，日海军在爪哇海战中获胜，次日登上爪哇，并于3月初占领苏门答腊。更糟糕的是，日军正向缅甸仰光推进，直捣印度大门。2月23日，在西塘的唯一桥梁被炸毁，第17师的退路被切断……丘吉尔已经感到厄运的黑手在向他伸来。在向全国呼吁团结的同时，丘吉尔决定派一名新陆军指挥官到缅甸去阻止日军的胜利推进，并适时举行反攻。东南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很可能觉得自己是最符合逻辑的人选，但拍给远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电报里，被提到的名字却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亚历山大。
丘吉尔选定亚历山大到缅甸去接替赫顿，实际上只不过是同意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的提名而已。布鲁克在1942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餐后我被首相召见，首相告诉我他同意派亚历山大去。由于缅甸的情况危急，他只希望亚历山大能及时赶到。”
布鲁克为什么没有考虑派蒙哥马利去缅甸而选定了亚历山大，始终是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尽管亚历山大曾在西北前线指挥过一个旅，但却不能把日本人同山岳土族等量齐观。因此，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布鲁克对蒙哥马利在整训部队和作战方面的才能十分欣赏，但对让他指挥一个野战集团军仍感犹豫，尤其是有盟军部队在一起作战时更是如此，他怕蒙哥马利会做出傻事来。
如果蒙哥马利有再一次被忽视的感觉，他至少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他预见在长期的战争中，他的才能总有一天会被用到战场上，同时他也知道，他对军队的统驭方法和形式，使他的长官们即使不怀疑他，也不会欢迎他。因此，他当时作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对他忠诚敬仰的东南集团军官兵身上。这虽然不是指挥作战部队，但他却决定把它当作一个野战集团军，并利用全部时间去学习如何指挥更大的部队。依照他的看法，他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使他的两个军跟着他的“击溃入侵计划”走，在整个集团军奠定连贯一致的作战思想；二是使两个军都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能以必胜的信念随时执行集团军司令的作战命令；三是如何在头脑清醒和目标明确的条件下，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陆军指挥官能够解决的问题。
奥金莱克接任中东总司令后，马上把西方沙漠部队改编成第8集团军，但他对指挥官的选择却暴露出他的最大缺点：没有能力选择优良的部属，结果他在中东毫无作为。在蒙哥马利看来，选择部属是最为重要的，集团军司令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部属，铲除庸劣，悉心提拔人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处理下属问题上，强烈的公正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全面评价。我亲自掌握包括营团级军官在内的指挥官的任用权。唯一的选择标准是，过去的成绩、领导才能与工作能力。我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所有指挥官，坚持高标准。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一经选定，一定要加以信赖，并给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任何指挥官都有权得到他的直接上司的帮助与支持。得不到时，他可以把这归结为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假如他获得了他所指望的帮助而失败了，那么他就应该离开。”
为了了解部属，蒙哥马利经常访问下属部队，其影响渗透到东南集团军的各个层次。他的这种访问并没有因为他成为集团军司令而有所减少。1942年1月的东南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就有如下记载：
1月2日：集团军司令访问第43师辖区，并向加拿大官兵讲解“海獭演习”。
l月8日：司令官访问第44师辖区。
1月9日：司令官访问第46师辖区。
1月10日：司令官访问加拿大军军部。
l月11日：司令官访问西萨塞克斯本土防卫部队。
1月13日：司令官在高级军官学校演讲。
1月14日：司令官在坎伯利参谋学院演讲。
类似的活动还有：参加演习、战术讲座、加拿大军研究周、新武器示范等等。这种无休止的活动，似乎表明东南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狂热的工作气氛，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与伦敦佩吉特的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相比，东南集团军司令部的气氛显得极为平静。从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调到东南集团军的少校情报官戈伦韦·里斯回忆说：
“当我到赖盖特（东南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向集团军司令汇报情况时，觉得一切情况都与佩吉特的总司令部大不相同。要见集团军司令没有任何困难，一经约定时间，他就会准时在那里等你。他总是让人觉得，除了已掌握的事情之外，他根本无事可做。桌上永远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干扰；人们会想到眼前坐的是个闲人，要不是有客人来访，简直不知道做什么来打发他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最了不起的是他真正在郑重而有礼貌地倾听我说的话，而那些话我常常觉得是不值得一听的。如果他提出意见，或是下达指示，人们会觉得他曾经利用清凉平静的傍晚时间，在花园里对这些问题都作过冷静的思考。我开始感到他与我所知道的其他指挥官不同的是，他真正地‘想’过，而他这个‘想’的含义与科学家或学者的‘想’是相同的……当思考战争的时候，他的思路流畅而集中。”
凡是与蒙哥马利共事或为其服务过的人，都会觉得里斯的印象是准确的，因为这种情况符合蒙哥马利的指挥原则：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中。我总是注意这一点。我经常花不少时间考虑，思索主要问题之所在。在战役中，一个指挥官必须考虑如何击败敌人。假如他陷入事务堆中不能自拔，而对于真正的大事却视而不见，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不抓大事，而把注意力花在对战役无关紧要的次要事情上，他就不能成为参谋人员的坚强靠山。琐事细节是参谋们的份内事。指挥官整天忙于琐事，没有时间静心地深思熟虑，决不可能制定出高水平的作战计划或者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到1942年，蒙哥马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训练专家，他的作战思想也更为成熟。奇怪的是，尽管当时英国在远东和中东战场吃紧，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但蒙哥马利却从未被列入高级将领的候选人名单。更奇怪的是，虽然蒙哥马利对远东和中东的战事颇有异议，但他却从来没有表示出他必定会有当野战指挥官之意。按照蒙哥马利的自负个性来看，这确是出乎意料之事。不过，他的继子约翰·卡弗的看法也许能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卡弗认为，蒙哥马利的雄心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一味地追求较大的权势。从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作教官或草拟步兵训练手册时起，他的作战思想就已包含师、军、集团军指挥部的正常演练。不论成功与否，他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现在国家委托给他的部队上，务求其有最佳的训练和具备最强的战斗力。对在敦刻尔克与他同为师长的亚历山大的多姿多彩的晋升，他似乎完全忽略，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部队的训练和演习上。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军研究周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营、旅、师级和军级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在野外演习场上验证在模型演习中所研讨的各种战术理论。蒙哥马利决心把部队训练到不仅能进行纵深防御作战，而且能成功地进行反攻作战。第12军的“加拉哈德”演习、“征服者”演习、“胜利者”演习、“兰斯洛特”演习以及加拿大军的“海獭第三”、“海獭第四”演习，都体现了蒙哥马利的这种决心。
但是，东南集团军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演习，是蒙哥马利去非洲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前所进行的“猛虎”演习。该演习的目的，旨在表达蒙哥马利与日俱增的信念：要夺取战场主动权并战胜德军或日军，盟军部队就必须训练到能在真正复杂的情况下作战，并至少能坚持10天之久。演习从5月19日开始，5月30日结束，由第12军对抗加拿大第1军（第2军正在编成中），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参观演习的人蜂拥而至，包括华盛顿派来的首席参谋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演习中，蒙哥马利第一次遇见了艾森豪威尔，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5月27日写道：“蒙哥马利将军是位果决型人物，精力充沛，于练非凡。”
从许多方面看，“猛虎”演习都是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训练部队的顶点，也可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彩排。20年后，蒙哥马利在演习讲评稿的档案本上，用笔补注说：“至今在加拿大仍为人所乐道。”
从敦刻尔克回到英国到1942年8月离开英国去埃及指挥第8集团军这两年中，蒙哥马利把他训练军队以及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观点固定了下来，并且把它一贯地应用于他所指挥的规模不等的部队。蒙哥马利说，他于1941年至1942年在英国发展的作战理论，“就是我于1942年带到非洲，1943年带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1944年带到诺曼底的一套理论”。
在任东南集团军司令期间，蒙哥马利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件事便是对迪耶普的袭击了。许多加拿大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他造成的，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但事实上，蒙哥马利只能负很少一部分责任。
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作战部的参谋长们、美国人以及英国首相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名为“围捕”和“大锤”的两项大胆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实施其中的一项。“围捕”是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代号，而“大锤”则是在俄国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时，或在德国人显露出垮台迹象时，对法国进行小规模突击的应急计划。到4月份，“大锤”计划被认为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但“围捕”计划则仍作为1943
袭击敌港遭惨败，临危受命赴中东。
1941年11月17日，布鲁克接替迪尔担任帝国参谋总长，佩吉特接替布鲁克担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蒙哥马利接替佩吉特担任东南军区司令。
东南军区辖第12军、加拿大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现在，蒙哥马利在职务上可以和亚历山大平起平坐了。不过，亚历山大还拥有新英国远征军司令选定人的头衔，而蒙哥马利却没有。但蒙哥马利也有很大的机会，一旦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他就会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
为了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蒙哥马利把东南军区改称为“东南集团军”，把自己列入“集团军司令”之林。这样，不仅能使他属下的官兵习惯集团军指挥部的指挥程序，而且能使他易于向两个野战军及东南地区其他部队灌输他的作战思想。
蒙哥马利到任后，首先访问所属各部队长，然后下达集团军司令个人备忘录，订出冬季训练计划。他的训练计划包括士兵的各种训练、部队的野外演习和不带实兵的各级司令部演习。集团军将组织五次指挥所演习，日期定在12月、元月和2月。此外，每支本土防守部队必须归属于一支野战部队之下进行训练，因为他认为，要击败德军的入侵，决非野战部队单独所能，“本土防守部队的有效合作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本土防守部队的训练水平”。
然而，蒙哥马利第一份个人备忘录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军官训练。他写道：“我认为今冬我们必须特别致力于军官训练，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此项训练可在室内以模型进行，不会干扰第一节甲项所规定的主要训练目标。”而军官训练的核心问题，又是军举办的作战研究周。蒙哥马利决定第12军于12月15—20日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加拿大军的指挥官参加；加拿大军于1942年元月举办作战研究周，邀请第12军的指挥官参加。后来，这两次作战研究周都如期举行，英、加两军都感到颇有收获。
对蒙哥马利来说，指挥第12军是毫无问题的，但指挥加拿大军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加拿大军军长克里勒曾任加拿大参谋总长，他自以为自己不仅是加拿大军军长，而且是加拿大国家军事利益的保护人。这种态度使他多次同蒙哥马利发生冲突。到1942年春季，加拿大军不再对东南集团军行文，而只称之为东南军区指挥部。1942年2月，蒙哥马利拟订一套预备队计划，以备德军入侵时调动辖区内的总部预备队时使用，但克里勒对此计划提出抗议说，加拿大预备队的部署，除非得到加拿大政府或其授权之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调动。克里勒的迂腐表现，使他和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得很不融洽。
蒙哥马利认为，加拿大部队坚强而自信，所欠缺的只是良好的领导。于是，他决心让他们获得他们所缺少的。加拿大军参谋长盖·赛蒙兹是位具有卓越能力的军官，蒙哥马利决定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在晚上将东南集团军、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参谋长召集在一起，秘密协调工作。他从抓加拿大军的训练和作战计划入手，在盖·赛蒙兹的协助下，他的战术理论被加拿大全军采用，而加拿大军的“击溃入侵计划”，则完全以他为第12军拟定的计划为蓝本。尽管蒙哥马利对加拿大军的指挥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还是将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蒙哥马利认为，固守英国海岸决不能击败轴心国，只有把军队训；练到能在外国的土地上以攻势行动击败敌人，盟国才能最后取胜。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后又侵占菲律宾，夺取香港；1942年2月8日登陆马来亚；一周之内迫使英军驻新加坡司令官阿瑟·琅西瓦尔率领约70000人的部队放下武器；2月27日，日海军在爪哇海战中获胜，次日登上爪哇，并于3月初占领苏门答腊。更糟糕的是，日军正向缅甸仰光推进，直捣印度大门。2月23日，在西塘的唯一桥梁被炸毁，第17师的退路被切断……丘吉尔已经感到厄运的黑手在向他伸来。在向全国呼吁团结的同时，丘吉尔决定派一名新陆军指挥官到缅甸去阻止日军的胜利推进，并适时举行反攻。东南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很可能觉得自己是最符合逻辑的人选，但拍给远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电报里，被提到的名字却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亚历山大。
丘吉尔选定亚历山大到缅甸去接替赫顿，实际上只不过是同意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的提名而已。布鲁克在1942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餐后我被首相召见，首相告诉我他同意派亚历山大去。由于缅甸的情况危急，他只希望亚历山大能及时赶到。”
布鲁克为什么没有考虑派蒙哥马利去缅甸而选定了亚历山大，始终是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尽管亚历山大曾在西北前线指挥过一个旅，但却不能把日本人同山岳土族等量齐观。因此，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布鲁克对蒙哥马利在整训部队和作战方面的才能十分欣赏，但对让他指挥一个野战集团军仍感犹豫，尤其是有盟军部队在一起作战时更是如此，他怕蒙哥马利会做出傻事来。
如果蒙哥马利有再一次被忽视的感觉，他至少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他预见在长期的战争中，他的才能总有一天会被用到战场上，同时他也知道，他对军队的统驭方法和形式，使他的长官们即使不怀疑他，也不会欢迎他。因此，他当时作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对他忠诚敬仰的东南集团军官兵身上。这虽然不是指挥作战部队，但他却决定把它当作一个野战集团军，并利用全部时间去学习如何指挥更大的部队。依照他的看法，他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使他的两个军跟着他的“击溃入侵计划”走，在整个集团军奠定连贯一致的作战思想；二是使两个军都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能以必胜的信念随时执行集团军司令的作战命令；三是如何在头脑清醒和目标明确的条件下，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陆军指挥官能够解决的问题。
奥金莱克接任中东总司令后，马上把西方沙漠部队改编成第8集团军，但他对指挥官的选择却暴露出他的最大缺点：没有能力选择优良的部属，结果他在中东毫无作为。在蒙哥马利看来，选择部属是最为重要的，集团军司令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部属，铲除庸劣，悉心提拔人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处理下属问题上，强烈的公正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全面评价。我亲自掌握包括营团级军官在内的指挥官的任用权。唯一的选择标准是，过去的成绩、领导才能与工作能力。我的任务就是要了解所有指挥官，坚持高标准。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一经选定，一定要加以信赖，并给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任何指挥官都有权得到他的直接上司的帮助与支持。得不到时，他可以把这归结为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假如他获得了他所指望的帮助而失败了，那么他就应该离开。”
为了了解部属，蒙哥马利经常访问下属部队，其影响渗透到东南集团军的各个层次。他的这种访问并没有因为他成为集团军司令而有所减少。1942年1月的东南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就有如下记载：
1月2日：集团军司令访问第43师辖区，并向加拿大官兵讲解“海獭演习”。
l月8日：司令官访问第44师辖区。
1月9日：司令官访问第46师辖区。
1月10日：司令官访问加拿大军军部。
l月11日：司令官访问西萨塞克斯本土防卫部队。
1月13日：司令官在高级军官学校演讲。
1月14日：司令官在坎伯利参谋学院演讲。
类似的活动还有：参加演习、战术讲座、加拿大军研究周、新武器示范等等。这种无休止的活动，似乎表明东南集团军司令部充满了狂热的工作气氛，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与伦敦佩吉特的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相比，东南集团军司令部的气氛显得极为平静。从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调到东南集团军的少校情报官戈伦韦·里斯回忆说：
“当我到赖盖特（东南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向集团军司令汇报情况时，觉得一切情况都与佩吉特的总司令部大不相同。要见集团军司令没有任何困难，一经约定时间，他就会准时在那里等你。他总是让人觉得，除了已掌握的事情之外，他根本无事可做。桌上永远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干扰；人们会想到眼前坐的是个闲人，要不是有客人来访，简直不知道做什么来打发他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最了不起的是他真正在郑重而有礼貌地倾听我说的话，而那些话我常常觉得是不值得一听的。如果他提出意见，或是下达指示，人们会觉得他曾经利用清凉平静的傍晚时间，在花园里对这些问题都作过冷静的思考。我开始感到他与我所知道的其他指挥官不同的是，他真正地‘想’过，而他这个‘想’的含义与科学家或学者的‘想’是相同的……当思考战争的时候，他的思路流畅而集中。”
凡是与蒙哥马利共事或为其服务过的人，都会觉得里斯的印象是准确的，因为这种情况符合蒙哥马利的指挥原则：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中。我总是注意这一点。我经常花不少时间考虑，思索主要问题之所在。在战役中，一个指挥官必须考虑如何击败敌人。假如他陷入事务堆中不能自拔，而对于真正的大事却视而不见，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不抓大事，而把注意力花在对战役无关紧要的次要事情上，他就不能成为参谋人员的坚强靠山。琐事细节是参谋们的份内事。指挥官整天忙于琐事，没有时间静心地深思熟虑，决不可能制定出高水平的作战计划或者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到1942年，蒙哥马利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训练专家，他的作战思想也更为成熟。奇怪的是，尽管当时英国在远东和中东战场吃紧，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但蒙哥马利却从未被列入高级将领的候选人名单。更奇怪的是，虽然蒙哥马利对远东和中东的战事颇有异议，但他却从来没有表示出他必定会有当野战指挥官之意。按照蒙哥马利的自负个性来看，这确是出乎意料之事。不过，他的继子约翰·卡弗的看法也许能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卡弗认为，蒙哥马利的雄心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一味地追求较大的权势。从在坎伯利参谋学院作教官或草拟步兵训练手册时起，他的作战思想就已包含师、军、集团军指挥部的正常演练。不论成功与否，他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现在国家委托给他的部队上，务求其有最佳的训练和具备最强的战斗力。对在敦刻尔克与他同为师长的亚历山大的多姿多彩的晋升，他似乎完全忽略，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部队的训练和演习上。第12军和加拿大军的军研究周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营、旅、师级和军级演习，其目的是为了在野外演习场上验证在模型演习中所研讨的各种战术理论。蒙哥马利决心把部队训练到不仅能进行纵深防御作战，而且能成功地进行反攻作战。第12军的“加拉哈德”演习、“征服者”演习、“胜利者”演习、“兰斯洛特”演习以及加拿大军的“海獭第三”、“海獭第四”演习，都体现了蒙哥马利的这种决心。
但是，东南集团军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演习，是蒙哥马利去非洲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前所进行的“猛虎”演习。该演习的目的，旨在表达蒙哥马利与日俱增的信念：要夺取战场主动权并战胜德军或日军，盟军部队就必须训练到能在真正复杂的情况下作战，并至少能坚持10天之久。演习从5月19日开始，5月30日结束，由第12军对抗加拿大第1军（第2军正在编成中），双方兵力超过10万人。参观演习的人蜂拥而至，包括华盛顿派来的首席参谋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演习中，蒙哥马利第一次遇见了艾森豪威尔，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5月27日写道：“蒙哥马利将军是位果决型人物，精力充沛，于练非凡。”
从许多方面看，“猛虎”演习都是蒙哥马利在英国本土训练部队的顶点，也可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彩排。20年后，蒙哥马利在演习讲评稿的档案本上，用笔补注说：“至今在加拿大仍为人所乐道。”
从敦刻尔克回到英国到1942年8月离开英国去埃及指挥第8集团军这两年中，蒙哥马利把他训练军队以及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观点固定了下来，并且把它一贯地应用于他所指挥的规模不等的部队。蒙哥马利说，他于1941年至1942年在英国发展的作战理论，“就是我于1942年带到非洲，1943年带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1944年带到诺曼底的一套理论”。
在任东南集团军司令期间，蒙哥马利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件事便是对迪耶普的袭击了。许多加拿大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他造成的，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但事实上，蒙哥马利只能负很少一部分责任。
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作战部的参谋长们、美国人以及英国首相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名为“围捕”和“大锤”的两项大胆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实施其中的一项。“围捕”是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代号，而“大锤”则是在俄国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时，或在德国人显露出垮台迹象时，对法国进行小规模突击的应急计划。到4月份，“大锤”计划被认为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但“围捕”计划则仍作为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