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妻逝夫悲（1/2）
夫妻十载多恩爱，妻赴黄泉夫悲哀；
练兵演习传捷报，幸运厄运一起来。
话说蒙哥马利一到奎达参谋学院，便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那是星期一上午，蒙哥马利前往参谋学院正式报到，但他穿的不是中校军服，而是上校军服，超过了原来在那里的两位教官。大家对他第一天报到就以上校身份出现感到气愤，认为那是十足的虚荣和炫耀。于是，人们私下议论说：“蒙哥马利从浦那来时，一定是在火车上就把上校的服装和徽章换好了。”
可是，当这位新上校开始讲课时，大家那点怨气便消失了。蒙哥马利开始被派去作二年级的首席教官，但院长盖伊·威廉斯觉得蒙哥马利的优长在作战和训练方面，于是改派他为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级的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职责。
蒙哥马利的讲课方法独树一帜。他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钟的笔记，大家静静地坐着等他。然后，他走到讲台前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钟笔记，再回到讲台一口气讲十多分钟，表达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马利对那些他认为是“废物”的学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二个学生的试卷上批示：“一大进步——蹩脚到家。”但他对那些他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却煞费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习时曾担任他的旅参谋长的弗朗西斯·德·甘冈足智多谋，被人称为“智多星”。蒙哥马利特别赏识他的发展潜力，一直极力帮助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1934年，德·甘冈终于获准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于是写信向蒙哥马利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你在坎伯利应该于得很好。”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提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报偿——德·甘冈成了他最得力的参谋长。
布赖恩·蒙哥马利和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中都觉得，在奎达参谋学院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战术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这倒不是说他的战术观念新颖惊人，而是说他的战术观念绝对清晰和完整。虽然战术的分支课程是由一般教官担任的，但就整个战术教学而言，则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进行的。沃德将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感到，能听蒙哥马利那种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十分荣幸的。后来我们个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蒙哥马利的教导和他的战术原则。我认为，一般人对利德尔·哈特的评价都过高。一般人都迷信机动能力。当然，你如果有机动能力，自然不错，但往往并非如此，你在战场上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想要剥夺你的机动能力的敌人打败，而教我们怎样去打败敌人的正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与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相处得十分融洽。院长对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备至，不到一年时间，即1935年4月，他便在写给陆军部的机密报告中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博览群书，富有作战经验，具有坚强的性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位优秀的训练人才和颇有说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荐他“早日担任常备部队的旅长或晋升准将参谋”。
威廉斯的报告与陆军部日益增多的对蒙哥马利的评核材料大体一致。5月8日，陆军部人事评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马利为常备军步兵旅旅长。
这消息传到蒙哥马利耳朵里时，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兴得太早，如果他当首席教官期满时仍无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乐观。
在奎达，蒙哥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闻。学生们全都戴孟买常礼帽，而他却戴一顶陈旧的白色遮阳帽，大家都叫它“站长帽”。“站长帽”很不时髦，但却大受学生欢迎，因为每次演习，你总可以看见蒙哥马利在什么地方（奎达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你可以看见那顶白色遮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后来，有人问他：“长官，你为什么喜欢戴那顶白色遮阳帽，它太不时髦了，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他回答说：“哎，人都喜欢戴特别的帽子，帽子是他们的性格的标志。丘吉尔老是喜欢戴特别的帽子，我也是！”当时丘吉尔相当消沉，蒙哥马利却与他相比，是很不寻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马利对一年级新生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请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你们一共30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吃晚餐，你们全体都要到我家里来。”自然，学生们后来都去了。一位年轻军官记得：“贝蒂的肤色黝黑，身高和年龄同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愉快，笑口常开。她的衣着朴实无华，不特别显眼，但却令人看着舒服。她有相当好的教养和天赋，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画和水彩画画家，也是小有名气的雕塑家。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相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当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演习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蒙哥马利和男士们到野外去演习当丘八，请跟我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蒙哥马利喜欢这一套，他们彼此相爱，毫不隐瞒。”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死亡约3万人。这场灾害比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见过的任何屠杀都更为可怕。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驻军司令下令用铁丝网把全城围起来，实行封锁。奎达参谋学院位于层层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两天后，奎达河谷又震了一次，学院的大钟响了17下。为了预防万一，贝蒂带着戴维回伦敦去了。
奎达的地震使蒙哥马利和贝蒂分离了8个月。1936年1月，贝蒂把戴维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后，又回到奎达，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贝蒂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人。事实上，贝蒂在蒙哥马利面前总能够随心所欲。例如，蒙哥马利说，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里去。她却说，哦，我的确要去啊。结果，她去了，蒙哥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还很愉快。贝蒂是位骄傲而坚强的女性，蒙哥马利不仅钟爱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达期间，贝蒂画了许多油画和水彩画。当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伦敦时，她把许多画赠送给友人。托奇·巴克准将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忆说：“1935年，贝蒂在回伦敦前，把她所绘的画统统挂在她的画室里，邀请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后说：‘请各位挑选，喜欢的就拿去。’蒙哥马利便对我说：‘哦，对啦，托奇，我告诉你应该挑哪张。’我说：‘不，不，我要自己挑选。’但蒙哥马利很固执，说：‘不，不，我带你去看。’他把我带到一幅画有花和彩虹的画前面，说：‘就是这张！’我抗议说：‘不，不，我自己挑挑看。’于是我到处转，到处挑，自然，我挑选了他推荐的那幅，那确实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陆军部致电蒙哥马利说，在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在本年8月5日出缺，准备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从接任新职务起，蒙哥马利将晋升准将，但从6月29日他的现职终止时起，他将被减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马利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写信给利德尔·哈特说，他希望在伦敦与他见面，讨论有关野战部队等问题。
蒙哥马利在与利德尔·哈特的通信联系中断7年之后，再次给他写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利德尔·哈特已成为新任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当局的幕后力量。哈特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陆军中尉以上的职务，但他现在不仅能影响霍尔—贝利沙对一般军事的态度，而且能影响他对高级军官的任免。多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抑郁不得志的哈特肆意运用他的影响力，竟说服霍尔一贝利沙撵走帝国参谋总长，而委派仅指挥过旅级部队的戈特去占据那个职位。虽然戈特对军事史下过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将帅的经验和气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晋升，他能否升到师级职务都是个疑问。
蒙哥马利于1937年5月回伦敦后，是否与利德尔·哈特会过面，不得而知。但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和贝蒂驾车邀游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游期间，贝蒂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虚弱，更容易疲劳，但她还是如往日一样的欢乐。
蒙哥马利将于8月5日前往朴次茅斯就任旅长，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装修完毕。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野营演习，蒙哥马利要与部队住在一起。因此，从北方返回后，蒙哥马利便让贝蒂和戴维到“新公园”与母亲同住，然后在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让戴维度过剩余的假期。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到滨海伯纳姆是因为那是贝蒂最亲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乡，同时也离索尔兹伯里的营房较近；此外，戴维还可以自己在沙滩上玩，让贝蒂过得悠闲点。
第9步兵旅辖4个营，隶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隶属于南方军区。当时的南方军区司令是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将军。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军总司令，对蒙哥马利特别赏识。
蒙哥马利刚上任就着手实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长作出的演习计划。雷克斯是训练部队的好手，但他的训练方法与蒙哥马利的完全不同。旅参谋长F·W·辛普森少校记得，蒙哥马利拿起训练计划说：“这计划不行。在一日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三天，部队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于是，辛普森少校赶紧修改演习计划。
根据演习计划，结束时有一次第9步兵旅对第7步兵旅的对抗演习。演习裁判由师长担任，演习目的是考验双方旅长和他们的参谋的能力，预计有两昼夜在野外。第9旅的任务是夺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冈。第7旅由威廉斯·裴勒特准将指挥，当时驻索尔兹伯里平原，其任务是防守那个地区，并尽可能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的伤亡。
蒙哥马利让参谋长制定进攻计划。辛普森的计划大体是按照在参谋学院所学的，在正面发起3个佯攻，而将最强有力的攻势放在其中一个的后面。蒙哥马利看过计划后说：“这样根本不行，太正规了。你要给裴勒特来个出其不意。我很了解他，你采取太正规的方法，他会猜得到并设法对付。你如果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攻击他，就将使他防不胜防。”接着，蒙哥马利说出自己的计划。辛普森觉得部队在进入攻击阵地前可能会被第7旅发现，因此不同意进行翼侧攻击。但蒙哥马利仍然决定就那么办，并说：“我还要采取一些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要在敌人以为战斗还未开始时发动攻击。”
演习计划在第一天午夜开始，但一般人总以为在日出前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但蒙哥马利却下令：“所有部队在下午喝茶时间到晚上工1点提前睡觉，午夜时分开始行动。”结果，部队第二天进入了一处非常有利的阵地而没有被发觉。
许多高级军官都很重视这次演习，第二天就有帝国参谋总长、南方军区司令和南方军区的所有高级军官前来观看。
战斗的进展对第9旅非常顺利。到第二天黑夜快过去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铁屋镇进入十分有利的阵地。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第7旅偷袭，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在防御阵地的所有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和哨兵。但敌方似乎并无偷袭的企图。
次日清晨，蒙哥马利利用已经转好的天气，实施强行军，直扑预定夺占目标。于是，师长下令停止演习。
这次演习的成功进一步显示了蒙哥马利的作战才能，对其继续晋升是十分重要的。在那年秋季的机密报告中，第3师师长和南部军区司令给予蒙哥马利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提升他为少将。伯内待—斯图尔特司令还特别强调他最适合当师长。
对蒙哥马利来说，除部队演习外，最重要的就是忙着把那座半月堡式住宅装修好，以便贝蒂迁入。在去爱尔兰“新公园”前，贝蒂已选好他们想在半月堡式官邸中使用的大部分窗帘和地毯材料。在军营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真正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自己的“新公园”，是他和贝蒂共享的大厦。
8月下旬，贝蒂带戴维离开“新公园”，来到滨海伯纳姆。一天下午，当贝蒂和戴维在沙滩上玩耍时，贝蒂的脚被虫叮了一下。她说不上是哪一种虫子，因为这种虫子她从未见过。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即把她送进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去叫蒙哥马利。
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有点感染，比较疼痛，没有危险。蒙哥马利觉得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的第一次旅演习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不愿提前离开。于是征得贝蒂的同意，打电话给未来儿媳妇的父亲休·特威迪海军上将，问他可否让其女儿乔丝琳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去照顾戴维，直到贝蒂好一点为止。
乔丝琳的父亲说：“她从来自己住过旅馆！”
蒙哥马利说：“噢，那她现在正应该去经历一下！”
安排好后，蒙哥马利便赶回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了，约翰·卡弗那21岁的未婚妻便来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照顾戴维。
据乔丝琳说，在其后的两周内，蒙哥马利只回来过一次。贝蒂的腿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但里面却痛得厉害。也许，蒙哥马利认为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吃过午饭，他帮戴维收拾好东西，给他换上整洁的衣服，便离去了。乔丝琳认为那是贝蒂要他这样做的。
在戴维返回学校前，乔丝琳带他去向母亲告别。当时贝蒂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说不出话来。戴维带去一枚小小的金剑胸针，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见母亲不能说话，他便把胸针放在她的床单上，然后回到旅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让乔丝琳在他走后读给他母亲听。戴维当时不过9岁，但他仿佛已经知道，那实际上是永别了。
乔丝琳一直呆在那里，等贝蒂的表妹凯蒂·霍巴特来接替她。凯蒂来后，乔丝琳继续在那
练兵演习传捷报，幸运厄运一起来。
话说蒙哥马利一到奎达参谋学院，便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那是星期一上午，蒙哥马利前往参谋学院正式报到，但他穿的不是中校军服，而是上校军服，超过了原来在那里的两位教官。大家对他第一天报到就以上校身份出现感到气愤，认为那是十足的虚荣和炫耀。于是，人们私下议论说：“蒙哥马利从浦那来时，一定是在火车上就把上校的服装和徽章换好了。”
可是，当这位新上校开始讲课时，大家那点怨气便消失了。蒙哥马利开始被派去作二年级的首席教官，但院长盖伊·威廉斯觉得蒙哥马利的优长在作战和训练方面，于是改派他为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级的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职责。
蒙哥马利的讲课方法独树一帜。他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钟的笔记，大家静静地坐着等他。然后，他走到讲台前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钟笔记，再回到讲台一口气讲十多分钟，表达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马利对那些他认为是“废物”的学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二个学生的试卷上批示：“一大进步——蹩脚到家。”但他对那些他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却煞费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习时曾担任他的旅参谋长的弗朗西斯·德·甘冈足智多谋，被人称为“智多星”。蒙哥马利特别赏识他的发展潜力，一直极力帮助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1934年，德·甘冈终于获准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于是写信向蒙哥马利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你在坎伯利应该于得很好。”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提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报偿——德·甘冈成了他最得力的参谋长。
布赖恩·蒙哥马利和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中都觉得，在奎达参谋学院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战术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这倒不是说他的战术观念新颖惊人，而是说他的战术观念绝对清晰和完整。虽然战术的分支课程是由一般教官担任的，但就整个战术教学而言，则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进行的。沃德将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感到，能听蒙哥马利那种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十分荣幸的。后来我们个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蒙哥马利的教导和他的战术原则。我认为，一般人对利德尔·哈特的评价都过高。一般人都迷信机动能力。当然，你如果有机动能力，自然不错，但往往并非如此，你在战场上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想要剥夺你的机动能力的敌人打败，而教我们怎样去打败敌人的正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与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相处得十分融洽。院长对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备至，不到一年时间，即1935年4月，他便在写给陆军部的机密报告中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博览群书，富有作战经验，具有坚强的性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位优秀的训练人才和颇有说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荐他“早日担任常备部队的旅长或晋升准将参谋”。
威廉斯的报告与陆军部日益增多的对蒙哥马利的评核材料大体一致。5月8日，陆军部人事评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马利为常备军步兵旅旅长。
这消息传到蒙哥马利耳朵里时，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兴得太早，如果他当首席教官期满时仍无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乐观。
在奎达，蒙哥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闻。学生们全都戴孟买常礼帽，而他却戴一顶陈旧的白色遮阳帽，大家都叫它“站长帽”。“站长帽”很不时髦，但却大受学生欢迎，因为每次演习，你总可以看见蒙哥马利在什么地方（奎达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你可以看见那顶白色遮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后来，有人问他：“长官，你为什么喜欢戴那顶白色遮阳帽，它太不时髦了，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他回答说：“哎，人都喜欢戴特别的帽子，帽子是他们的性格的标志。丘吉尔老是喜欢戴特别的帽子，我也是！”当时丘吉尔相当消沉，蒙哥马利却与他相比，是很不寻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马利对一年级新生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请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你们一共30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吃晚餐，你们全体都要到我家里来。”自然，学生们后来都去了。一位年轻军官记得：“贝蒂的肤色黝黑，身高和年龄同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愉快，笑口常开。她的衣着朴实无华，不特别显眼，但却令人看着舒服。她有相当好的教养和天赋，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画和水彩画画家，也是小有名气的雕塑家。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相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当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演习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蒙哥马利和男士们到野外去演习当丘八，请跟我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蒙哥马利喜欢这一套，他们彼此相爱，毫不隐瞒。”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死亡约3万人。这场灾害比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见过的任何屠杀都更为可怕。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驻军司令下令用铁丝网把全城围起来，实行封锁。奎达参谋学院位于层层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两天后，奎达河谷又震了一次，学院的大钟响了17下。为了预防万一，贝蒂带着戴维回伦敦去了。
奎达的地震使蒙哥马利和贝蒂分离了8个月。1936年1月，贝蒂把戴维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后，又回到奎达，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贝蒂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人。事实上，贝蒂在蒙哥马利面前总能够随心所欲。例如，蒙哥马利说，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里去。她却说，哦，我的确要去啊。结果，她去了，蒙哥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还很愉快。贝蒂是位骄傲而坚强的女性，蒙哥马利不仅钟爱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达期间，贝蒂画了许多油画和水彩画。当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伦敦时，她把许多画赠送给友人。托奇·巴克准将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忆说：“1935年，贝蒂在回伦敦前，把她所绘的画统统挂在她的画室里，邀请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后说：‘请各位挑选，喜欢的就拿去。’蒙哥马利便对我说：‘哦，对啦，托奇，我告诉你应该挑哪张。’我说：‘不，不，我要自己挑选。’但蒙哥马利很固执，说：‘不，不，我带你去看。’他把我带到一幅画有花和彩虹的画前面，说：‘就是这张！’我抗议说：‘不，不，我自己挑挑看。’于是我到处转，到处挑，自然，我挑选了他推荐的那幅，那确实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陆军部致电蒙哥马利说，在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在本年8月5日出缺，准备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从接任新职务起，蒙哥马利将晋升准将，但从6月29日他的现职终止时起，他将被减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马利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写信给利德尔·哈特说，他希望在伦敦与他见面，讨论有关野战部队等问题。
蒙哥马利在与利德尔·哈特的通信联系中断7年之后，再次给他写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利德尔·哈特已成为新任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当局的幕后力量。哈特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陆军中尉以上的职务，但他现在不仅能影响霍尔—贝利沙对一般军事的态度，而且能影响他对高级军官的任免。多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抑郁不得志的哈特肆意运用他的影响力，竟说服霍尔一贝利沙撵走帝国参谋总长，而委派仅指挥过旅级部队的戈特去占据那个职位。虽然戈特对军事史下过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将帅的经验和气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晋升，他能否升到师级职务都是个疑问。
蒙哥马利于1937年5月回伦敦后，是否与利德尔·哈特会过面，不得而知。但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和贝蒂驾车邀游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游期间，贝蒂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虚弱，更容易疲劳，但她还是如往日一样的欢乐。
蒙哥马利将于8月5日前往朴次茅斯就任旅长，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装修完毕。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野营演习，蒙哥马利要与部队住在一起。因此，从北方返回后，蒙哥马利便让贝蒂和戴维到“新公园”与母亲同住，然后在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让戴维度过剩余的假期。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到滨海伯纳姆是因为那是贝蒂最亲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乡，同时也离索尔兹伯里的营房较近；此外，戴维还可以自己在沙滩上玩，让贝蒂过得悠闲点。
第9步兵旅辖4个营，隶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隶属于南方军区。当时的南方军区司令是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将军。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军总司令，对蒙哥马利特别赏识。
蒙哥马利刚上任就着手实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长作出的演习计划。雷克斯是训练部队的好手，但他的训练方法与蒙哥马利的完全不同。旅参谋长F·W·辛普森少校记得，蒙哥马利拿起训练计划说：“这计划不行。在一日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三天，部队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于是，辛普森少校赶紧修改演习计划。
根据演习计划，结束时有一次第9步兵旅对第7步兵旅的对抗演习。演习裁判由师长担任，演习目的是考验双方旅长和他们的参谋的能力，预计有两昼夜在野外。第9旅的任务是夺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冈。第7旅由威廉斯·裴勒特准将指挥，当时驻索尔兹伯里平原，其任务是防守那个地区，并尽可能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的伤亡。
蒙哥马利让参谋长制定进攻计划。辛普森的计划大体是按照在参谋学院所学的，在正面发起3个佯攻，而将最强有力的攻势放在其中一个的后面。蒙哥马利看过计划后说：“这样根本不行，太正规了。你要给裴勒特来个出其不意。我很了解他，你采取太正规的方法，他会猜得到并设法对付。你如果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攻击他，就将使他防不胜防。”接着，蒙哥马利说出自己的计划。辛普森觉得部队在进入攻击阵地前可能会被第7旅发现，因此不同意进行翼侧攻击。但蒙哥马利仍然决定就那么办，并说：“我还要采取一些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要在敌人以为战斗还未开始时发动攻击。”
演习计划在第一天午夜开始，但一般人总以为在日出前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但蒙哥马利却下令：“所有部队在下午喝茶时间到晚上工1点提前睡觉，午夜时分开始行动。”结果，部队第二天进入了一处非常有利的阵地而没有被发觉。
许多高级军官都很重视这次演习，第二天就有帝国参谋总长、南方军区司令和南方军区的所有高级军官前来观看。
战斗的进展对第9旅非常顺利。到第二天黑夜快过去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铁屋镇进入十分有利的阵地。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第7旅偷袭，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在防御阵地的所有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和哨兵。但敌方似乎并无偷袭的企图。
次日清晨，蒙哥马利利用已经转好的天气，实施强行军，直扑预定夺占目标。于是，师长下令停止演习。
这次演习的成功进一步显示了蒙哥马利的作战才能，对其继续晋升是十分重要的。在那年秋季的机密报告中，第3师师长和南部军区司令给予蒙哥马利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提升他为少将。伯内待—斯图尔特司令还特别强调他最适合当师长。
对蒙哥马利来说，除部队演习外，最重要的就是忙着把那座半月堡式住宅装修好，以便贝蒂迁入。在去爱尔兰“新公园”前，贝蒂已选好他们想在半月堡式官邸中使用的大部分窗帘和地毯材料。在军营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真正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自己的“新公园”，是他和贝蒂共享的大厦。
8月下旬，贝蒂带戴维离开“新公园”，来到滨海伯纳姆。一天下午，当贝蒂和戴维在沙滩上玩耍时，贝蒂的脚被虫叮了一下。她说不上是哪一种虫子，因为这种虫子她从未见过。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即把她送进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去叫蒙哥马利。
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有点感染，比较疼痛，没有危险。蒙哥马利觉得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的第一次旅演习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不愿提前离开。于是征得贝蒂的同意，打电话给未来儿媳妇的父亲休·特威迪海军上将，问他可否让其女儿乔丝琳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去照顾戴维，直到贝蒂好一点为止。
乔丝琳的父亲说：“她从来自己住过旅馆！”
蒙哥马利说：“噢，那她现在正应该去经历一下！”
安排好后，蒙哥马利便赶回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了，约翰·卡弗那21岁的未婚妻便来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照顾戴维。
据乔丝琳说，在其后的两周内，蒙哥马利只回来过一次。贝蒂的腿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但里面却痛得厉害。也许，蒙哥马利认为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吃过午饭，他帮戴维收拾好东西，给他换上整洁的衣服，便离去了。乔丝琳认为那是贝蒂要他这样做的。
在戴维返回学校前，乔丝琳带他去向母亲告别。当时贝蒂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说不出话来。戴维带去一枚小小的金剑胸针，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见母亲不能说话，他便把胸针放在她的床单上，然后回到旅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让乔丝琳在他走后读给他母亲听。戴维当时不过9岁，但他仿佛已经知道，那实际上是永别了。
乔丝琳一直呆在那里，等贝蒂的表妹凯蒂·霍巴特来接替她。凯蒂来后，乔丝琳继续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