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路翎（1/2）
作者：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诗人。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小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像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情。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诗人。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小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像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情。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