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长调（2/2）
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其实也是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的必然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辞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颤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仰天长啸着
一条腿猎套紧夹着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致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难窥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来说，语种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的困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国家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蒙古的体制仿造总是要打下折扣，要打下大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心中的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天边。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之时，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选自《天涯》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辞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颤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仰天长啸着
一条腿猎套紧夹着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致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难窥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来说，语种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的困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国家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与很多人的想像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决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于是蒙古的体制仿造总是要打下折扣，要打下大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心中的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天边。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之时，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选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