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观汉先生归去来（2/2）
作者：红尘静思
场”上拣烟屁股时，大家都笑着听，观汉先生却哭了。从此我不再多说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残废的右膝——薛俊枝托观汉先生带给我一个小电毯，供阴冷天气酸痛时之用。我把小电毯收起，告诉他已经渐痊。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磋、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弗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正、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歔。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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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磋、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弗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正、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歔。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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