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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杜鹃窝(2/2)

作者:红尘静思

,揍啦等于白揍。在正式监狱里,看守虐待囚犯,囚犯还有控诉的机会。在精神病院,管理员、医师之类虐待病人,病人却连控诉的机会都没有,前已言之,谁又肯相信精神病的话也。

    最使人毛骨悚然的是,女病人往往被无情地强奸。这可用三重市附近那家精神病院为例,男管理员大无畏地跟女病人关在一起,而女病人中有些又是没穿裤子的,情形到底如何,恐怕一言难尽。以致有些女病人的精神病虽没好啦,而新得的**炎和花柳病,却缠绵终身。男病人则往往被无情地鸡奸。大概是前年(一九七七)的事吧,小说家黄春明先生前去参观,发现一个男孩子光着屁股伏在榻榻米上。黄先生好奇地走近一点,管理员立刻用被子盖上,但黄先生眼尖,仍然看个明白,那男孩子的肛门红肿溃烂,不堪卒睹。恰好黄先生身边有照相机——按规定是不准携带那玩艺,以免机密外泄的,但黄先生在周围人士咆哮阻之下,仍摄下那个珍贵的悲惨镜头。可是,当那些女病人男病人向人哭诉时,谁又肯相信一个精神病的话也。

    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必须经过具有三年以上经验,受过专业训练合格的医师,鉴定之后,才能决定。在美国若干州论基础不应当是辩证唯物论,而是康德的以绝对命令为基础,还必须经过法院判决才算数,为的是保护人权。可是,台湾目下流行的,权力就是知识,警察老爷在街上发现“形迹可疑”的朋友,三句话问不出所以然,就往精神病院一送,“病院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再见天日,难上加难。我们说警察局“一送”,未免把事情说得太简单,有些精神病院还苦心孤诣地跟警察局建立联络,甚至放出暗探,一听抓了一个“精神病”,立刻大喜若狂,纷乘计程之车,四面八方,杀奔而前。于是先下手为强,谁先到谁就“嚎糠嚎糠”,欢载而归,往囚房一塞,喀嚓一锁,银子——政府的补助费——自动上门。一个人,不管有病没病,落到这种杜鹃窝里,不身首异处,已算祖宗三代积德,如再求过像人的日子,真是愚不可及也。我们且看一段郑泰安大夫所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上曰:

    “在私立医院治疗的患者,其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已有多年,一进病房就有一股恶臭扑鼻,木制的病床有的已经损坏,迄不修理。有些棉被破碎得像纸块一样,患者的衣服更是又脏又破。有一次,在某有私人医院顶楼,看见该院养了一群洋狗,该院工作人员正在抚玩它们,只只养得既肥又壮,毛也洗得洁白无垢。而在旁边的病‘人’,却面黄饥瘦,这一对照之下,真令人感到不平。”

    古人云:“乱世人命不如狗。”在有些私立精神病院看来,病人也同样地不如狗,用克扣病人的饮食药品去养狗,狗的身价自在人类之上。历史上以吃人闻名于世的英雄好汉不多……他们到后来都付出他们暴虐的代价。而只有现代的大批八脚鱼、恶医和管理员,到今天为止,却仍一面摆出谁奈我何的架势,一面活得快乐非凡——有一群肥胖的洋狗做伴,当然快乐非凡。一个人一旦如此这般被抓进去,就哭天不应,哭地不灵。卫生官员每隔半年才去抽查一次,那是病人唯一得救的机会,而这时已被整得不疯也差不多啦。盖那病院最憎恨的是病人出院,因病人出院,银子也跟着出院矣,如果大家都出了院,八脚鱼吃啥?一个医师——我真想写出他的名字——曾亲口告柏老曰:“他(一位向视察大员哭诉他没有病的“病人”)是警察特别交代的,说他思想有问题,哼,谁敢放他!”磨刀霍霍,谁敢放他!

    美国有可怖的杜鹃窝,但美国有人站出来揭起粪缸盖,提出问题,谋求改进,这是美国强大的能源。柏杨先生吞吞吐吐实现与天合一。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更把天人合一视作“圣,写了半天,既怕词不达意,又怕有人戴帽,不觉汗流浃背。呜呼,精神病院里的男女,也是黄炎子孙,也是我们的手足同胞。救救他们吧,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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