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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顾延河非孤云(2)(1/2)

作者:余音

    七、北顾延河非孤云(2)

    “说实在的,我也是兜比脸干净,身无分文。但是,这件事意义重大,我虽然不能打包票,也要试一试。三天后,咱们在这里再见。”

    说吧,王亚樵起身先走了。

    三天后,王亚樵将一张上海商业银行的支票,交给华克之。华克之接过来一看,十分惊诧,竟有7500元;支票上面,还有英文签字。“王九大哥真是神通广大啊!”

    秘密印刷厂开业后,为了答谢王亚樵,陈惘之邀请他去参观一下。王亚樵摆摆手,既不想知道具体地点,也不愿意了解有关情况。他意味深长地说:“祝它长寿!”

    王亚樵漫步西江,看潮起潮落,望舟来船往,思前想后,唯一的去处,只有遥远的陕北高原,但是,过去曾经谢绝人家好意,无形中,与他们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关山万里,如果贸然前往,人家不予收留,自己的这张老脸倒是其次,拖家带口十几人,上天天不应,下地地不留,可怎么办呢?

    9月27日,他与王亚瑛、郑抱真、余亚农等人,乘坐快艇,直奔李圩子,向刚刚返回苍梧的李济深求教。听完他的倾诉,李济深仰起脖子,哈哈大笑。

    “任公,难道我的想法太幼稚,值得嘲笑?”王亚樵满面羞红,只有被烟头烫出的麻子泛着白光。

    “不不不,老九啊,你误会了。”李济深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解释说,“我不笑你别的,单要笑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都不怕的猛汉子,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呢。”

    接着,李济深现身说法,谈了自己与**“不打不相识”的曲折经历。他说:“我与**的许多领导人,都曾经团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一起反封建反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与有些人还在一块共过事,有的还是好朋友。我与**现在的一把手**,认识得很早。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他是湖南代表,会议期间,他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当年,我是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粤军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记得在2月上旬,大会结束后,他离开广州之前,到湖南乡贤谭延闿(“一大”24名执委之一)处辞行,正巧,那天我在谭先生家拜访。因此,我们两个人就相识了。我与周恩来,关系更近一些。黄埔军校成立后,我是教练部少将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周先生刚从法国归来,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我任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上将。10月,我率领四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我俩共过患难。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后来,由于国共两党政见相左,我们这些人不得不各为其主,展开生死搏斗。‘四一二’之后,全国清党,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大开杀戒,三天后,也就是4月15日,我在广州坐镇指挥,全力跟进。后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都是由我派军队‘围剿’而失败的……可以说,我的双手沾满了**人的鲜血。但是,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独裁者,才是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道理很简单,独裁是民主的敌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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